江西
1965年8月，北京一处省市驻京办事机构内，蔡捷和戴宏接到门卫电话：楼下来了位客人，不报姓名，也不填写会客单，只说一定要见他们夫妻。
这件事颇有些蹊跷。来人显然认识他们，却故意把身份藏了起来。蔡捷拿起电话，试着问了几句，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用一句“我是六纵的”，让他立刻听出了声音。
“王司令？”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算是默认。蔡捷赶紧让门卫放行，和戴宏一起下楼迎接。多年未见的王近山，就这样出现在老部下面前。
不过，眼前的王近山，和记忆中的那位纵队司令已经大不相同。他没有穿军装，只着一身朴素便服，行动也比过去迟缓许多。若不是那副熟悉的面容和声音，蔡捷几乎不敢确认。
在战火年代，王近山以敢打敢拼闻名。1930年前后，他参加红军时年纪尚轻，后来在红四方面军中逐渐成长。徐向前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对这名年轻干部的作战风格十分熟悉。
王近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一带作战时，他曾在战斗中负伤。伤势未愈，听到前线吃紧，便要求返回指挥位置。战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把个人安危放在了战局之后。
这种作风并非偶然。战场上的王近山，总是习惯把最危险的任务接过来。久而久之，部队里有人称他“王疯子”，说的不是性格失常，而是形容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押上性命的作战胆气。
蔡捷记得，过去的王近山走到哪里，军装笔挺，气势逼人。如今，他却平静地谈起农场生活，说自己已经学会种庄稼，还摸索起葡萄嫁接。农场里的苹果快要成熟了，他还请老部下帮忙想办法推销。
这番话听着轻松，蔡捷心里却并不轻松。王近山此前职务发生变化，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农场生活，外界议论不少。农场条件也很简陋，住处狭小，地面不平，生活设施十分有限。
面对老部下的担忧，王近山只是摆摆手。他说，过去行军打仗，什么苦都吃过，如今住在农场，至少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腿脚虽然不便，可这些困难还算不上什么。
寒暄过后，王近山说明了来意。他这次进京，一是想看看多年未见的蔡捷夫妇，二是确实有一件私事需要他们帮忙。
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却让蔡捷夫妇一时无言。按照当时的医疗管理办法，北京各单位和地区有相应的医疗证明与就医手续。王近山原先使用的证明已经更换，而新的手续没有及时衔接，医院因此无法按原来的方式接诊。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开个后门？”
这句话从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口中说出来，分量格外沉。战场上，他曾带部队冲过最险的阵地；此刻，为了看病，却要向老部下询问一张医疗证明的去处。所谓“后门”，并不是要破坏制度，而是希望有人帮助他把手续理顺。
蔡捷没有多问，立即表示会同河南驻京办事处联系。戴宏也跟着张罗起来。对他们而言，王近山的身份和过去的功劳固然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老首长确实遇到了实际困难，身体状况也不容拖延。
问题有了着落后，王近山又提出另一个请求。他想去看望谢觉哉，但自己虽然留着电话，却不清楚该怎样联系，更不知道拜访是否需要提前安排。
蔡捷听后半开玩笑地说：“您当过首长，打电话还不会吗？”
话刚出口，他便意识到不妥。昔日的职务变化，已经让王近山不得不重新适应许多生活细节，这句玩笑无意间触及了对方的尴尬。蔡捷随即收住话头，亲自替他联系谢觉哉家中。
不久，电话回了过来。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得知来客身份后，请王近山稍作等候，并安排车辆接他前去。事情办妥，王近山脸上的拘谨才慢慢消退。
那天的见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也没有人谈论战功。一个老将领为医疗手续发愁，几个老部下替他奔走，反而把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摆在了眼前。王近山离开时，带走的不是某种职位上的便利，而是多年并肩作战留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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