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三次革命高潮”曾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诠释体系中提纲挈领的核心概念及基本标志，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从教科书编纂到研究方法均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此概念为研治中国近代史者耳熟能详，且已有诸多学者对之加以总结，似难有进一步探究之价值。但“三次革命高潮”作为兼具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概念，如何提出，有何内蕴，在1950年代为何能得到较多认同，这些问题甚少论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还原其具体语境，从其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来理解把握，或可超越价值判断而获致了解之同情。

一、 “三次革命高潮”之提出

在研治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学人中，胡绳应是最具理论意识的一位，他兼具哲学与史学之长，其成名史学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即以分析之透辟而为人称道。由他归纳出“三次革命高潮”的诠释体系实非偶然。

1949年，随着政治变革天翻地覆，中国近代史获得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之需要，建立和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晚清民国以降，史学“科学化”是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胡绳从近代史分期的角度切入，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增强其科学性，无疑体现了现代历史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仅对历史做自然时间段落或政治纪年的分期，王朝更替常作为分期的标志。虽然也有“上古、中古、近古”，“大同、小康”，“公羊三世”等名目，对历史编纂之实际却极少发生影响。严格而论，中国理论性的历史分期观念是近代受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而来，实则是历史进化发展观念及历史规律性观念的逻辑结果。所以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苏联史学界对于分期问题亦进行过长久讨论，至1951年3月才告一段落。在这种历史分期观念下，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界定及其具体分割无疑取决于人们对其演进“规律”及“本质”的认定。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的思考可以追溯至1947年在香港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此书初稿第二章曾发表于《大学》第6卷第5期 (1947年10月1日) ，在引言中胡绳提出对中国近代史阶段划分的初步构想：“满清时代雅[鸦]片战争以后中外政治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外国人帮助满清打平太平天国，以年代计，就是由一八四零到一八六四年。从此以后到中日战争 (一八九四年) 为第二阶段，中日战争后又为第三阶段。”

△ 胡绳 （1918—2000年）

1948年胡绳在香港持恒函授学校任中国近代史导师，他以李平心著《中国近代史》为教材，但是在课程内容的设定上却并未按照选定教材的安排。简要摘录如下：

Ⅰ第一部分 (一八四零—一八六四) 1、鸦片战争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与中外关系。2、鸦片战争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纠纷。3、太平天国 (附及捻党与回民) 。4、条约问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影响。

Ⅱ第二部分 (一八六四—一八九四) 5、“中兴”与“洋务”运动。6、中外关系的新情况 (包括藩属的丧失与中法之战) 。

Ⅲ第三部分 (一八九五—一九一一) 7、中日战争及列强瓜分局面。8、维新运动与戊戌政变。9、义和团与八国联军。10、“立宪”与革命运动。

Ⅳ第四部分 (一九一一—一九一九) 11、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之阴谋。12、洪宪帝制与云南起义。13、列强对中国民主革命之态度。14、第一次世界战争与中国。

此分期结构及各节小标题都迥异于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其中蕴含着胡绳自己对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胡绳均以1864—1894为近代史的第二阶段，这与1954年分期讨论中范文澜、孙守任的观点相同。

在1948年7月12日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一文中，胡绳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加以系统论述：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思想，这是他所概括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历程，也是他梳理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脉络。值得注意的是，胡绳在此勾勒的框架中并未提及义和团运动。

1951年3月1日胡绳发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文，以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结合程度 (即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不断加深为线索进行分期：1、半殖民地的形成 (1840—1860) ；2、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结合 (1861—1894) ；3、帝国主义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的斗争 (1895—1904) ；4、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使中国继续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905—1919) 。此文可以视为胡绳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总体思考。

1953年初，胡绳撰写《中国近代史提纲》初稿，用于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讲中国近代史，“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这个提纲曾由学院印成小册子传到史学界。实际上，1954年2月他那篇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此已经大体形成，“三次革命高潮”之内涵在这个提纲中已然得到充分体现，只是在具体分期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如前所述，胡绳在向学界提出分期问题之前，已经对此作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并曾构想过两种分期模式。1.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为分期标准，主要体现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模式中，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都不再作为分期的界标，而鸦片战争、中日战争等涉外事件的重要性得以突显。他明确表示，这一模式是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解释框架。2.另一模式则主要着眼于中国人民对列强侵略及国内封建压迫的反抗来进行分期，1953年所作《中国近代史提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意蕴，至1954年写作《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定型。

胡绳构建的诠释体系之标志是“三次革命高潮”概念。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社会力量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胡绳定义的三次革命高潮为：1.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2.甲午战争以后，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虽然并存，但是彼此隔膜，互不相关；3.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胡绳首倡“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三次革命高潮”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所本依的无疑是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论断进行学术阐释，并形成大体上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实际上，“三次革命高潮”亦很难说是胡绳的独创，窃以为，他应直接受到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署名“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 的影响。

首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陕北公学讲课的讲稿为基础，由张闻天与助手编纂而成，1936年已有油印本问世，1937年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此书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革命史教本，有相当权威性。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均曾参考此书。其次，如果略做文本对照分析，《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讲：太平天国运动；第2讲：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第3讲：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等民族战争，以及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均只作为革命运动的背景略加叙述。这种对近代史事的叙述编纂之处理与“三次革命高潮论”相当一致，尤其是将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结合为一，二者如出一辙。

无须讳言，“革命高潮”一词具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胡绳将之引入学术研究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学术概念。

二、 “三次革命高潮”之取向

有学者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与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的内在矛盾之处。将二者作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19世纪3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三次革命高潮”更多地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柯文所归纳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契应之处。

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有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 (China-Centered Approach) 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与之简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事实上，1954—1957年的分期讨论中，以西方侵略为主线还是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曾引起激烈论争。“三次革命高潮”是在政治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由胡绳系统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是具有深层社会思想基础的。

重视重大政治事件是1950年代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即所谓的“八大事件”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之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此“八大事件”。但是，如果将此“八大事件”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则与建国前蒋廷黻、陈恭禄、范文澜等人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编纂体例相似，在胡绳看来，这种结构模式无疑缺乏系统性，不能突出近代历史的本质与主流。

“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从阶级斗争角度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中国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突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确乎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著作不下130多部，文章约300余篇。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蒋廷黻受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应，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金毓黻且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

△ 蒋廷黻（ 1895—1965年 ）

而唯物史观派学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唯物史观学派的滥觞之作，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际，它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进程为线索来条理史事的，着力突出了外患步步加深的“半殖民地”形成过程，对于同光年间的内政变革着墨固然不多，对人民群众反抗的一面亦未特别着重。即以胡绳而论，他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仍以中西关系为研究对象，且偏重于“侵略”的一面。简而言之，建国前中共方面史家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仍以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作为论述中心。

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突显“中国”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人的潜在预设。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退居次要，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的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在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建国初即有评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1949年即着手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着力挖掘人民反抗斗争的史料，对近代中外交涉、甚至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等相关史料基本未予纳入。1958年5月，近代史所学人撰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些人对此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予以全面否定，批判这是一本中华民族“挨打受气史”，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此书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云云。

在1954—1957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着一定的理论自觉。在此有必要回到当时讨论的语境，分析论争者的种种考量，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三次革命高潮”论的内蕴。

首先，在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另一种是范文澜、孙守任为代表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志的分期体系。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已然预先对孙守任后来提出的观点加以否定：“可否拿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例如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他进一步申述了反对的理由：“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绪论》中，他再次明确：有些著作“把中国近代史单纯地写成一部不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它也骂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不断欺侮中国，可是同时把中国人描写成是可怜的、卑屈的，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牺牲者。这种观点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它完全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显然，在侵略—革命的整体关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处理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正与毛泽东的思路暗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体现出摆脱此前“冲击—反应”模式的努力。

△ 孙守仁

孙守任则强调：“侵略与压迫如不存在，亦将没有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二者实是辩证统一的两面，而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为存在的前提”，并指出：胡绳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也就无形承认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开始入侵的重要意义”。他同样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立论基础，但他的解读显然与胡绳有恰相对立的意味。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的过程在近代史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他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性质、形势和深度的变化”为分期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孙守任的分期体系无论从分期标准还是从具体分期断限来看，均与胡绳1951年3月1日发表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相当一致。与“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相较，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几次中外民族战争在孙守任的解释体系中显然具有更多分量。范文澜与孙守任的基本思路及观点相当接近，他明确表示，“帝国主义拥有极大的优势，在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它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而“在国内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封建主义也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事实上，范文澜是建国后提倡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最力者。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之初，他即注意物色有条件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青年学子到所工作，1953年成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在其着意经营下，侵华史组人材称盛。正因为有此认识倾向，范、孙二人均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最重要的界标，在他们看来，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列强侵略方式的根本转变。

耐人寻味的是，孙守任的观点受到金冲及、戴逸、章开沅、黄一良等人批评；而以范文澜在学界的崇高地位，连续发表三篇关于分期问题的文章，应者寥寥，仅有李新赞同其意见，其得力助手荣孟源、刘大年均倾向于认同“三次革命高潮论”，近代史所集体编撰的《中国史稿》第4册亦采用“三次高潮”体系。

其次，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胡绳则早在1944年6月发表的《是圣人还是骗子》一文中，已然明确提出：“历史上的真正主人和创造者并不是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英雄，而是广大的人民——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1949年5月范文澜先后在北大作《谁是历史的主人》、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作《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的讲话，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建国之初，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已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翦伯赞明确提出：“把中国的历史贯穿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郭沫若指出：“首先要端正历史观点，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从历史发展中阐发人民创造力的伟大，以鼓励从事建设事业的热情。”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在他的“人民”的定义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而清政府自身的兴革及其领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自然很难进入其关注的中心。孙守任强调列强侵略，黄一良的质问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谁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他还指出：资产阶级史家“往往把所谓落后国家的历史作为侵略国家的历史的陪衬物而附带地加以描画，所以，在侵略者的足迹没有到达以前，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就似乎是不存在的，而当侵略者对这些国家作出了什么决定或采取了什么侵略步骤之后，它们的历史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不难看出，“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了“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一个根本基础。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

教育部1956年8月颁发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尽管基本上以胡绳“三次革命高潮”为框架，然而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仍被批评为“客观主义”的“平列法”，“这种方法在标题和口头上也注意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大纲的内容分量以及讲述中，却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活动不分主次兼收并蓄地‘客观’并列，其结果是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淹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人民的大量史实中。”“据我们对大纲内容的初步统计，其中讲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活动的内容占全文分量的44.2%，而讲述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内容却只占全文分量的31.2%。”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史成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史’”，人们“不仅没有从近代八十年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史中加强民族自豪感，相反的是造成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印象”。

第三，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金冲及认为孙守任“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戴逸认为孙守任抛弃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而“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毛健予认为孙的观点“令人感到有强调外因论的浓厚的色彩”；李荣华虽然提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加深、崩溃为分期标志，对西方的因素比“三次革命高潮”稍多重视，但亦认为孙守任“强调了外因作用相对冲淡了内因的作用”；章开沅指出：孙守任“忽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规律而发生作用”。

可见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即有任曙、严灵峰、叶青等人鼓吹“外烁论”，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是外来的原因决定的，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如果强调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因素，则难以与“外烁论”彻底划清界限，这是1950年代的学者们不能不特别留意的。到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争被归结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孙守任的分期观点被视为“厚帝国主义薄中国人民”的“外因决定论”，走上了“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道路”。

概而言之，1950年代的论争者均秉持“革命”史观，均以经典著作的论断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支撑及批驳他人的理论武器，却因着眼点差异而致众说纷纭。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应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隐含于纷歧的论争之中。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来审视中国近代史全局，把握近代史的本质和主流；突出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根本推动力量。胡绳这一诠释框架得到较广泛的支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实有其必然性。突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的地位，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被淡化处理是其中应有之义，二者结合的一面得到更多关注，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对外民族战争自然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相提并论；外因与内因的哲学辨析，使得外力的影响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当然，突出与淡化均只是相对而言，就胡绳来说，他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的目的在于突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斗争这个中国内部的因素，但并不妨碍在这个理论框架指导下“检阅和分析研究全部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复杂的问题 (例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矛盾) ”。而且，他认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也应大力倡导，并撰写了研究提纲。

历史学科作为“社会控制中介”课程，大都体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归化万民”的政治教化而协助社会秩序的建立。考察胡绳首倡分期讨论之初衷，主要还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编纂结构问题。历史教科书由政府审定、颁行，是国民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亦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因当时中央令行禁止之权威，“三次革命高潮论”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进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产生覆盖性影响。这可能一定程度超出了胡绳最初的预料。但此时中国近代史作为新兴学科，整体研究水平尚低，对纷繁的近代史事有所优先侧重，集中有限的研究力量重点突破，亦无可厚非。但是，所有理论构想似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据姜涛统计《历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分析表，不难发现50—60年代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 (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 的热衷及对其他史事的相对忽视。即便范文澜大力支持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因后来政治氛围日益左倾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为保护侵华史研究者，范氏在压力下约请柯安 (李侃之笔名) 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之书评。此书评在肯定“侵华史”研究之意义的同时，亦不得不着眼侵略与反抗之“厚”“薄”而提出批评意见：“‘帝国主义侵华史’虽然对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了一定的注意，但是对这个问的阐述同全书的分量比起来，却是显得薄弱和无力的。”1958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拔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近代史内容日趋狭隘单调，解释日益单纯与绝对。

三、 “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

大略而言，“阶级”观念在唯物史观派学人中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20年代的李大钊将唯物史观介绍引入时，倡导为个体的人生修养而研究历史，阶级观念较淡薄；“大革命”失败后，阶级观念强化，现实中惨烈的阶级斗争亦投射于学术，历史研究的阶级动机逐渐突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主导，历史研究从为阶级过渡到为民族，从为革命过渡到为救亡。历史研究中的阶级动机暂时为救亡的硝烟所笼罩，但仍潜存于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著述之中。皖南事变后，一度被掩盖的阶级动机又迅速得到强化。直到建国后，由于最高领导层时时紧绷阶级斗争之弦，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研究中阶级斗争也被强调得无以复加。

具体到党内史家个体而言，对“阶级”的强调程度又因人而异。在胡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把握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且难分轩轾，胡绳的历史诠释框架对此采取了阶级矛盾优先于民族矛盾的策略。他所界定的“阶级斗争”着眼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共性，两者同样都是产生于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刘少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种认识的凭依：“把民族问题从阶级问题分开来看；把民族的斗争从阶级的斗争分开来看，乃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种欺骗。”这在理论上似乎也可圆通，但中外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锋芒向内抑或向外毕竟有根本区别。

治史的阶级动机优先于民族动机，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此为胡绳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三次革命高潮论”将近代以来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即与他的这一认识倾向密切相关。

如所周知，胡绳与范文澜均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学界有所谓“范胡学派”之说，实则胡绳与范文澜在“阶级”与“民族”的处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胡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范著《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典范意义之作。二者均以“革命”为核心话语，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指针，相似之处颇多，但二者之区别也不可忽视。范文澜在历史观点上受浙东学派潜移默化之影响，在其史著中带有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有汉族中心主义的意味。他所著《中国近代史》对于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着墨不多，而将批判、揭露满族统治者置于首要地位；同时，范著《中国近代史》有着鲜明的民族立场，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超越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上的“最主要的矛盾”，以相当大的篇幅细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史实，并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不但大书特书英法美日等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振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历次中外民族战争成为其论述的中心，并被赋予了比中国内部的社会运动更重的叙述份量；尤可注意的是，范文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尺度，因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英勇反抗列强侵略的人物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称裕谦为“满洲贵族中坚决主战的唯一人物”，对于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的外交努力亦充分肯定。认为杜文秀与英国侵略者勾结，是民族分裂主义者，而加以谴责。而且，他对于戊戌变法这一改良主义运动救亡图存的意义多有强调，在他的论述中，康、梁等改良主义者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维新运动虽有其弱点，但亦具有反帝的意味。所有这些观点，皆根源于范文澜将中外民族矛盾置于国内阶级矛盾之上这一思想倾向。

而胡绳在这一点上同范文澜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胡绳的论述更加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并着重揭示这种勾结的演进过程；而对他们之间矛盾的一面予以相对淡化处理。他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如曾纪泽、左宗棠全盘否定，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维新变法的积极意义也从其消弥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角度被冲淡。不难看出，胡绳更为强调中外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二位一体的性质，进而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胡绳认为，以往史家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而常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至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所欺凌侮弄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念”。因而着力强调列强与清政府之相互勾结，并一概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在以阶级分敌我的简化而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下，统治者阵营内所有人无不处于被贬斥之列。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篇书评即认为此书有助于“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

其中，对于阿古柏叛乱的论述充分反映胡绳对于阶级矛盾的强调达到偏颇之程度。胡绳在1947年所作《专制与卖国》一文中写道：“太平天国以后，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反对满清专制统治的起义仍此伏彼起，一八七五年左宗棠出征新疆，向洋商借款五百万两为军费，以关税担保。这是帝国主义以借款来支持专制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换取在中国的特权的第一声”。这种对阶级分析的过度使用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得以继续。书中有两处提到阿古柏的叛乱。一处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的回民”，另一处为“又如对于新疆的回民起义，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也曾有过像在太平天国时期那样的变动——先对太平天国表同情，末后则反面相向。新疆回民领袖阿古柏已于一八六七年在新疆西南部建立对满清统治独立的政权，起先英俄两国都表示承认，且与订约，但到了左宗棠已消灭了陕西甘肃的回变，准备远征新疆的时候，英俄都转而助满清了。他们发觉阿古柏胜利对他们并不有利。英国商人借军费给左，俄国也供给他的远征军以粮饷，这些对于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并不是不重要的。”

1951、1952年，东方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受胡著影响，仍然将阿古柏当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将左宗棠率师西征视为“不义战争”，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学者改变了以往的认识。而胡绳对此却不太以为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5年8月第4版中，他将后一处的分析删掉，将前一处改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镇压了该地回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这种修改处理有相当程度的保留。直到1978年3月他才在第6版完全删除了关于阿古柏的内容。与此相对应，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初版时，对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左宗棠收复新疆只作客观叙述，并在叙述阿古柏时用“侵入”一词体现了其褒贬，1955年9月第9版中更明确指出，“阿古柏是个侵入者，是英国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国王的臣仆，是南疆人民的公敌”，并且肯定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阻遏了英国及其附庸土耳其的野心，挽救了祖国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胡绳一生思想随时代而嬗变，但其在阶级思维的主导下对于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偏颇认知，则始终一贯。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且不论此时学界已有“四个阶梯论”的挑战，即便是对“三次革命高潮”持肯定态度者如刘大年，对此书也不乏批评。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 (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 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就基本观点之分歧而论，主要在于：刘大年认为胡著弱化了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淡化处理是其偏失，在阶级分析中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分析亦显不够。

△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拜谒明孝陵

四、 “三次革命高潮”之阐释弹性

胡绳的思想并不僵化，他晚年为回应时代挑战，对自己原有理论框架做了一定调整，受到学界称许。他明确表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直至1997年仍坚持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典范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这固然表明，在胡绳的构想中，“革命”与“现代化”可以和平共存、互为补充；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架构本身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与解释，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有学者尖锐指出，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是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将之合并为第二次“革命高潮”难以成立。但笔者以为，这恰可能是胡绳“三次革命高潮”值得细心揣摩之处。应该承认，在1950年代胡绳虽并未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等量齐观，但无疑在他的解释体系中有“戊戌变法”之位置，他特别申明“把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事实上，1950年代，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是近代史学界的主流意见。1958年为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举行规模盛大的全国学术讨论会，范文澜、刘大年等学界头面人物均撰文称颂戊戌维新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此后政治上日益“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日趋狭隘。戊戌变法事实上较少得到史家的关注，并作为“改良主义运动”而受到贬抑。刘大年在196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中国近代史讲座共5讲，第1讲绪论，“当中三次，讲三个革命高潮，一次着重讲太平天国，一次着重讲义和团运动，一次着重讲辛亥革命”，最后一次讲结论。仅在第3讲之“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中对戊戌变法作了简要的介绍。

正因为此，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戊戌变法”这一组成部分经常被人有意无意地抹去。耐人寻味的是，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责任编辑邓卫中的一篇书评，亦将戊戌变法从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略过不提，兹摘录如下：

作者 (按：指胡绳) 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对“三次革命高潮”作如此解读，很难说完全背离20世纪50年代胡绳之本意。但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的质疑渐起，且批评主要集中于其过分拔高了近代农民的作用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如黎澍撰文指出：“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在这种新的时代语境下，胡绳自然倾向于强调“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在其理论体系中所具有的“革命高潮”之地位。

邓卫中的书评引起王震关注，胡绳此书得王震推介而风靡全国。但也正是此书评引起胡绳的不满，为邓卫中始料未及。苏双碧回忆：“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以此事。”苏双碧随后赶写了一篇书评，比较全面地谈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内涵，特别强调“第二次革命高潮，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第一次向清王朝提出要分享政权的要求”。此后，祁平撰文强调，胡著在立论时，是将农民和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并未忽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胡绳对邓卫中书评的反应可谓敏感，从中隐约折射出他的某种心迹。窃以为，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而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如此一来，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至少表面看来平分秋色，并无偏重。胡绳这一架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其解释体系预留了调整空间，从而可以通过有分寸的扬此抑彼而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不同时代之挑战。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层面更强调农民阶级的正面历史作用，有意无意地突出义和团、淡化戊戌变法成为近代史学界的一种潜在趋向，这一趋向随着政治气氛左倾而愈益强化；19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之偏颇，此时胡绳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之地位，亦在情理之中。“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所具有的阐释弹性，使其在时移势易之后，面对新的挑战时，仍具有一定包容性与解释力。

孟子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三次革命高潮”从中国近代史这条不舍昼夜漩流着的长河之波澜壮阔处着眼，自有其意义。“三次革命高潮”当然远远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与此前以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系统性固然加强，但阶级斗争色彩则更加浓郁；与意识形态绾合过于紧密，也必然影响甚至制约其学术性一面的充分展开。其本身存在的偏颇狭隘之处，在新时期以来受到尖锐批评。但不可否认，“三次革命高潮”曾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发挥了切实作用，建国后“十七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亦有赖于此一理论诠释体系的正面因素之发挥。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学界数十年的关键概念，笔者无意对其做出价值衡估与评断，本文所欲言者，仅仅是力图回归1950年代的语境，寻绎此概念的提出与使用中的种种考量，以了解和认识当时学人思考的轨迹，揭示其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内容。这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不无启迪。（节选自《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