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者杨越，在文字与热爱之间成为自己

（采访整理：肖季雨；撰稿人：彭维）

导语：谈起在甘肃武威度过的童年，杨越最先想到的不是某本书，而是祖父母接送她上下学的日常。家里没有人特别留意她对文字的兴趣，也没有谁在那时预见她会成为一名写作者。那些年，阅读和表达只是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一部分。

杨越，笔名江小舟，成长于甘肃武威，为美国心理学会（APA）国际附属会员、香港小说与诗协会会员等。现从事文学写作、编辑及文化内容实践，作品包括小说《缺席证人》等。

（供图：记者肖季雨）

9岁时，她曾试着续写影视剧的结局。现在回头看，那更接近一个孩子对故事的不满足：人物离开屏幕后会去哪里，没有说完的话还能怎样继续。她并不愿意把这段经历包装成所谓的“文学天赋”。真正影响她的，是后来不断出现的人、训练和生活经验。

小学六年级时，语文、数学和英语三位老师共同改变了她对学习的态度。杨越没有把这种变化归结于某件戏剧性的往事。在她的记忆里，那更像一种逐渐形成的秩序：按时完成任务，开始理解课堂内容，也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学会原本不会的东西。

到了初中二年级，她遇到了另一位语文老师，重新拾起了对语文的兴趣。老师会在课堂上肯定她的表达，也会通过作文批语、课后交流和单独关注，了解她的学习与情绪状态。比起一次成绩提高，更重要的是，她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表达可以被认真对待。

问：那位语文老师真正改变了什么？

杨越：她不只是告诉我哪篇作文写得好，而是让我觉得，我说出来的话是有人愿意理解的。在遇到她之前，受上一位语文老师的影响，我对语文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很多，是她的鼓励和关注让我重新拾起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学科。现在再形容那段经历，我会觉得她像黑暗中的一束光。她没有替我解决了所有问题，而是让我重新相信自己还有表达和被理解的可能。

从初中到高中，日记一直是杨越整理情绪的方式，但她并不把那一阶段称为文学创作。日记首先是私人空间，用来保存当时难以说清的感受，而不是为发表、获奖或成为作家所做的准备。将它直接解释成文学起点，反而会忽略写下那些文字时真实的需要。

2020年，杨越从影视演员白宇及朱一龙合作的一部影视作品开始，同时关注两位演员，随后又分别观看他们的其他作品。最初，这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对角色和表演的兴趣。时间拉长以后，她逐渐开始注意演员怎样进入人物、同一种情绪如何通过不同的停顿和动作呈现，以及一份职业如何在长期积累中形成。

对白宇的关注，让她更在意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也影响了她后来观察人物和书写人物的方式；朱一龙的电影与表演经历，则让她开始思考专注、沉淀和职业节奏。她没有把这些影响理解成对某个人的简单模仿。更准确地说，持续观看作品训练了她的注意力：人物不能只凭一个动作被判断，职业也不能只凭一次结果被概括。

高中阶段，杨越接受了舞蹈艺考训练。那是她较早接触系统艺术训练的时期。两位舞蹈老师前期要求严格，反复训练让她看到，能力并不完全由天赋预先决定，也可以通过一次次练习逐渐建立。到了后期，老师不再只纠正技术，而是通过一些含蓄的提醒，引导她理解艺术与人的关系。

杨越把老师当时传递的意思概括为：艺术表达最终要回到人本身。这不是一句被她立即理解的口号。它先存在于舞蹈训练中，后来进入话剧表演，又在近两年的文学写作中逐渐变成一种方法。对她而言，“以人为本”意味着创作者不能只需要一个推动情节的人物，还要理解这个人物为什么这样选择，他看见了什么，又被什么限制。

舞蹈艺考与话剧表演并不发生在同一时期。结束前一阶段的训练后，杨越才在后来的校园生活中接触话剧。她在《风声》中饰演李宁玉，并凭借这一角色获得大学生戏剧组最佳女主角奖。排演期间，剧本、评论以及更具创作意识的文字开始进入她的生活。

问：话剧给写作带来了什么？

杨越：舞台让我学会从角色内部理解人物。后来我会更重视动机和行为逻辑，也更在意台词、节奏和现场感。获得肯定当然提升了自信，但更重要的是，我确认自己有能力进入一个人物，而不是站在外面评价她。

在舞台上，文字不能只在纸面成立。演员要说得出口，人物要在具体处境中活起来，观众也要能够感受到语言背后的犹豫和选择。这段经历让杨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表达。她不再只追求情绪是否强烈，而会考虑情绪之间是否留有空间，人物是否拥有不被作者完全解释的部分。

这种变化后来进入小说《缺席证人》《收信人暂无回信》等作品。《缺席证人》目前在台湾KadoKado连载，《收信人暂无回信》发表于晋江文学城。两部作品都涉及现实经验和人物关系，但杨越不主张把小说直接等同于作者生活。她更习惯将现实中的人物、情绪和关系拆开，再重新组合进故事。

在《缺席证人》的修改过程中，她曾收到出版社的修改意见：作品的情绪浓度较高，持续的压抑缺少必要缓冲。她没有把这类反馈理解为要求作品回避痛感，而是开始学习留白和克制。表达得更满，不一定意味着理解得更深；有时让人物保留沉默，反而更接近真实。

高考结束后，小学时的英语老师又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她的生活。对方并不是心理咨询师，却在杨越需要帮助时提供倾听和共情，协助她梳理问题、了解心理咨询信息。杨越没有在采访中展开更具体的心理经历。对她而言，这位老师的意义在于对方知道帮助的边界：不代替她下结论，也不把倾听误认为专业治疗，而是在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将她引向更合适的支持。

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高中，再到高考之后，几位教师留下的影响并不相同。有人改变了她对学习的态度，有人让她重新相信表达，有人帮助她理解能力如何通过训练建立，也有人在她需要帮助时提供倾听和转介。这些经历后来共同进入她对艺术和关系的判断：先看见具体的人，再谈方法、评价和结果。

2024年7月和2025年7月，杨越两次参加知名歌手林俊杰的演唱会，此后也持续参与粉丝线下应援活动。音乐在她的生活中承担着与影视作品不同的作用。它并不直接提供人物原型，却参与了日常情绪的整理，也影响她对文字节奏和表达密度的感受。

对白宇、朱一龙和林俊杰的长期关注，它们分散在不同阶段：从观看角色，到进入演唱会和线下活动现场，再到参与影视文化相关实践。兴趣并不天然等于职业能力，但长期的观看、聆听和参与，确实改变了她理解文化行业的方式。

后来，杨越参与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白玉兰电视节及伦敦世乒赛相关宣传文案和内容撰写。2026年参与相关影视文化活动时，她与白宇、朱一龙所处的行业现场再次产生交汇。比起一次见面，更值得关注的是身份位置的变化：她仍然是观众，也开始以内容工作者的方式理解现场如何运转。

近两年，杨越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文学方向。除作品发表与连载外，她还担任文学杂志《COLOR·百草》小说栏目编辑、《子昭文学院报》小说栏目编委，并成为河南聿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作家。她是甘肃省散文学会、河南省青少年作家协会、重庆市大足区邮亭镇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黄桷树·山城故事”文学大赛优秀奖，并参与过南京大学一场讲座中讲师助理的工作。

这些信息集中出现时，很容易成为一份密集的履历。但沿着时间向前看，它们并不是在同一时刻被放到杨越身上的标签。日记、舞蹈、话剧、评论、小说、编辑和媒体实践各自发生，也各自留下尚未完成的部分。她不把身份数量视为专业性的证明，也不认为一个称呼能够概括全部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了她的创作，但她不希望复述具体事件，也不交代相关人物的身份。她愿意保留的，是关系经验最终留下的认识：信任需要逐渐建立，也可能在相处中被消耗；评价一个人之前，应当先理解他的处境；倾听并不等于替对方作决定，一段经历也不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

问：这些经历最后把你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

杨越：我仍在重新理解自己，也开始明白，状态不稳定时需要建立边界，而低谷里别人怎样对待你，会留在之后的判断中。我现在不会急着用一个答案把自己固定下来。人还在变化，写作也还在变化。

“青年写作者”是杨越目前最清晰的公共身份，却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结论。她的文字来自家庭日常，来自教师的注视和训练，也来自舞台、音乐、影视作品以及不同阶段的人际经验。它们没有汇成一条整齐的成功叙事，只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帮助她更具体地理解人，也更诚实地理解自己。

对杨越而言，成为自己不是抵达某个固定位置。它更像一个仍在继续的过程：知道哪些经验值得保留，哪些边界需要建立，也知道面对人物、艺术和生活时，首先不能忽略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