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融信王鹏：数据安全能力正在重新定义中国企业的出海竞争力

“如果企业选择‘先建设、后安全’，后期弥补的成本大约是建设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所需成本的50—1000倍。这意味着，一旦企业数字化转型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很可能在几年后因为遭遇一次重大安全事件，导致过去几年的努力清零，甚至背上负债。”

文｜朱耘
ID | BMR2004

2026年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上，“数据安全”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热词。

事实上，数据作为第五生产要素，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价值，但是很多拥有数据的企业，不敢把数据“流动”起来，怕用不好，管不好。可信数据空间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让数据可用的同时“不可见，不失控”。

天融信是网络安全与智算云解决方案提供商，天融信数据安全产品与方案管理中心总经理王鹏在数博会期间接受《商学院》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企业在数据流动和数据可控之间面临的最大矛盾在于，大约70%的企业因担心数据流动会影响安全而不敢流动，另有约20%的企业担心数据流出后失去控制造成损失，只有约10%的企业卡在技术可行性上。可信数据空间通过基础可信、资源共享共用和资源开发，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已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如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走向全球市场，数据可控、安全的话题变得愈发重要。王鹏认为，安全能力不再只是保障业务运转的底线，它正重新定义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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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数据空间解决“数据不敢流动”卡点

要破解数据不敢流动的问题，可信数据空间被视为当下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王鹏认为，可信数据空间同时回应了企业对于数据的三点诉求：基础可信、资源共享共用、资源开发利用。

在可信数据空间中，数据可用不可见，即数据的使用价值可以被释放和共享，但数据本身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于众多企业“数据不敢流动”的问题，王鹏指出：“如果把安全当成瓶颈或障碍，业务就很难持续优化和提升。”为此，他建议把安全当作一种基础能力，通过数据的可控交换去创造价值，把安全投入的成本和数据流通带来的收益做平衡。

王鹏介绍，天融信服务的一家客户，曾经不敢做数据交易，之后拿出了少量数据试水，按每次几元钱的访问权限收费，结果发现收益远高预期风险，最终让这部分数据真正流动起来。

《商学院》记者注意到，最近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在数据所在地完成计算和建模，最终只把不含敏感信息的计算结果带出来的方式，王鹏坦言：“这一定是大趋势。”

事实上，当前全球各国对于数据监管的尺度、要求标准不统一，但是敏感数据不出境是多数国家的明确要求，因此“完全放开数据流通，既不现实，也不合规”。王鹏说，可信数据空间之所以被市场普遍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在可控环境下搭建起了一条流通通道，尤其对跨国企业而言，面对北美、欧洲、东南亚等不同司法辖区的政策要求，通过分布式架构把敏感数据留在本地处理，把真正需要跨境流通的通用数据经由可追溯、可验证的机制流转出去，这套打法在合规审计层面能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撑。

王鹏说，国内不少企业具备强大的AI训练能力，但缺乏数据；而海外一些企业则积累了大量数据，却没有能力做AI训练，又不敢把数据直接交给境外企业处理。通过搭建可信计算环境和可信数据训练环境，数据提供方将数据放入境内的“专区”，由境内企业在专区内提供模型训练和算法调优服务，服务提供方全程接触不到原始数据，数据提供方却能拿到训练结果。这套机制，直接化解了此前“不敢投喂数据”的僵局。

再比如跨境物流，国内的物流轨迹、个人信息，与境外同类数据，双方都不愿轻易互相开放。天融信的做法是通过连接器接入国内数据，但并非全部数据都出境，而是在可信数据空间内，通过数字合约事先约定好哪些数据需要脱敏、经何种处理后才能跨境，且整个过程都完成相关备案和安全检查。这一机制提高了跨境数据流动效率，进而帮助制造企业压缩了物流和仓储成本。

“效率的提升，本质上就是企业价值的提升。这也是可信数据空间未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王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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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设后安全的代价

目前，有些企业在推进数字化和AI应用时，往往优先考虑业务场景和上线效率，安全常常是“补课”环节。王鹏给出了一组值得警惕的数据：“如果企业选择‘先建设、后安全’，后期弥补的成本大约是建设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所需成本的50—1000倍。这意味着，一旦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考虑安全，很可能在几年后遭遇一次重大安全事件，过去几年的努力清零，甚至背上负债。”

人工智能时代，攻防两端的不对称正在加剧。攻击者利用AI快速扫描和发现漏洞，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成攻击入口。“安全设计必须贯穿系统全生命周期，而不是作为可选项后置。即便是在AI辅助编程日益普及、开发效率大幅提升的当下，安全融入研发流程的成本已经在下降，但企业意识的缺位仍是最核心的矛盾。”王鹏指出，尤其是大型企业，应当把数据加密、脱敏、访问控制等安全红线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必要项”，并使其成为组织的基因和机制，而非附加功能。

结合日常接触的客户案例，王鹏归纳出企业最常见的三类问题：

第一类是意识层面缺位，管理者为完成短期业务目标，往往把安全建设往后排，执行层面同样缺乏“把安全作为行为要素”的习惯。

第二类是合规仅停留在底线水平。多数企业目前的安全建设以满足基础性合规要求为主，面对全球化业务的更高要求时明显不足，人力、资源、运维水平的投入都存在缺口。

第三类是安全被当作“附加项”而非“系统能力”。“过去企业习惯用‘外挂式’‘串接式’的方式补安全，而不是把安全作为系统功能的组成部分和必备能力去评价，这种模式在未来的数字化转型中将难以为继。”王鹏说。

以出海场景为例，过去中国企业出海拼的多是产品、渠道和价格。“现在安全能力正从企业的成本项，转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入场券’和核心竞争力。”王鹏说。

东南亚市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很多企业也把东盟国家作为数字出海的重要目的国，为此王鹏建议：

首先，要重视政策红利。“无论是‘一带一路’相关政策，还是东盟推进的数字一体化进程，都在快速发展，但不少企业对政策的敏感度依然不足。把政策变化作为投资和业务布局的核心驱动力，才能在中长期获得政策红利，而非被动应对。”王鹏说。

其次，要提前布局分布式技术能力。跨国业务天然要求“因地制宜”——不同国家的场景差异，决定了企业需要具备全球化、分布式的技术处理能力。可信数据空间正是支撑这种能力的关键抓手：一方面，满足国内对数据出境的安全要求，解决“能不能出”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合约机制提供全流程自动化、一致性的数据源控制能力，应对境外的合规审计要求，解决“出了以后经不经得住查”的问题，从而降低企业在安全运营和管理上的长期成本。

从“堵住不流”到“以控促流”，数据安全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在王鹏看来，可信数据空间正成为跨境数据流通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把安全能力从“成本项”提前转化为“竞争力”，正成为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