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 我的老师史景迁先生

文 | 郑培凯

史景迁的人文贡献

我的老师史景迁先生过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在自家园子散步，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因为患有帕金森病，他便卧床不起了。在最后的时刻，他应该是听到了圣诞节的教堂钟声，在人们欢唱赞美的颂歌之后，在北美大地普降瑞雪的时分，他安静地度过了圣诞夜，在第二天午后的沉睡之中离开了人世。师母金安平打电话告诉我，史先生走得安详，没有痛苦。我心情沉痛郁结，从此和先生人天两隔，我再也看不到追随了半个世纪的老师了。

老师过世之后，海内外的媒体接二连三地联系我，有的要对我进行专访，有的要我写纪念文章。他们主要是希望我谈谈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的成就，特别是想知道他的著作为什么在中国引起轰动，并改变了许多学人钻研历史的方向。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想知道，为什么史景迁对中国历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不仅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写出十多种专著，还从不间断地在美国大学里讲授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还有些人疑惑：他的中文程度怎么样，能达到中国历史学者的程度吗？能读通文言文吗？能用中文写作吗？他书写中国历史的观点，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问这些问题的人大概忘了，史景迁是地道的英国人，他在欧美汉学界生活了一辈子，学中文，看材料，而且是最早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御批奏折档案的西方学者。他是用英文著述与教书的，其著述的对象是英语世界的读者，他想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而不是针对中国读者而写作的。中国读者对史景迁产生浓厚兴趣，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位英国学者研究中国、讨论中国，讲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自己”。

我看到有些人分析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借用某些新鲜的理论架构，说他如何把中国建构成“他者”，以完成西方的世界观。这个说法，或许也有道理，不过，这个道理只是扭曲了普通常识而披上学术外衣，嘟哝着普通人望而生畏的术语自说自话而已，并不能让人更了解史景迁的著述究竟价值何在，不能让人理解他对史学的贡献是什么，也不能理解他的著述为什么在西方大放异彩，被翻译成中文又广受推崇。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史景迁是浸润于西方文化的英国人，他本身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他者”，他毕其一生努力钻研中国历史，就是希望能够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中有血有肉的人，发掘他们的人生经历，探索他们的生命意义。假如这种对历史的探索也可以解释成“建构他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想要认识外在世界，理解自己主体以外的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不都在那里“建构他者”以完成自己的世界观吗？我们仔细想想这种动辄诉诸不相干理论的分析态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史景迁常说，他要回避生硬套用的史学理论，尽量着眼于历史叙述，以通透明晰的语言、流畅优美的文笔，呈现他能够表达的历史真相。至于他惨淡经营的中国历史图像，是否最为接近历史的本质，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看到世界各地报刊发出的讣告与颂词，都是赞扬史景迁在人文领域的贡献，认为他不仅在学术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更在广大的西方读者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熟悉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感受中国近代所经历的屈辱与挫折，理解中国人百折不挠、奋发图强、不断追寻理想与幸福。西方读者阅读史景迁的著作，首先是受到他优美文笔的吸引，然后感到故事的真实细节是如此引人入胜，从而逐渐进入中国历史的氛围中，产生穿越时空的同理心与同情心，体会中国人几百年来经历的悲欢离合。原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生命感受相差无几，只是历史环境不同、遭遇的情境不同，东西方人面对人间处境，在人性的本质上没有基本的差异。读史景迁的书，西方读者最强烈的反应是，中国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在人世间体验生命的叩问，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流而行，有时运交华盖，遭遇狂风暴雨、雷霆电击，甚至有翻船溺水的危险，有时却绝处逢生，缘溪而行，柳暗花明，进入了豁然开朗的桃花源。我时常说，史景迁的最大贡献，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他让西方的读者能理解中国人的历史遭遇，能跨越文化隔阂的障碍，化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对抗心态。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对史景迁逝世表示哀悼时，特别指出，史景迁在2010年受邀做“杰斐逊人文讲座”，是美国政府颁予的最高人文荣誉。他曾前后四次得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其中有三次是在耶鲁大学，当时史先生针对美国大专教师举办中国史教学的研习班，以提高中国历史的教学质量。史景迁的中国史著作，文笔优美，雅俗共赏，却绝不花哨，受到美国广大读者的喜爱。他智慧出众，有目共睹，获颁无数勋章奖励与荣誉学位，承袭了伟大的历史写作传统。

人文基金会署理主席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说：“史景迁非常杰出。他穷毕生之力展示了人文探索的深远成就。作为到访美国的年轻英国学人，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旅程，见到西方学者从未见过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达到教研领域的高峰，甚至在2000年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厥功至伟，不仅教会我们西方人了解一个遥远的国度，还指出我们西方人是如何观察并误解中国的。”

人文基金会对史景迁的颂扬，固然是从美国立场出发，但它强调了史景迁教会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针砭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误解。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人眼里，史景迁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优美隽永的文笔、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了一整代西方人，让他们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处境，产生民胞物与的同情。

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物。”这个说法引出了历来关于文学与历史孰轻孰重、何者更接近哲学真理的争论。原本讨论的是认知真理的哲学问题，应用到历史写作，经等而下之的误读，就成了质疑历史书写应不应该有文学性、历史写作是否应该文笔优美的问题，这其实是庸人自扰，殊不知历史写作本应同时追求历史真实与表达明畅优美。二者不能得兼，我们才会产生何者为先的想法；若是有能力达到严复说的“信达雅”，当然应该以优美的文笔呈现真实的历史，而非虚构出无端的想象。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就兼得了史料运用真实与文笔流畅优美的好处，也是西方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人文成就。

我和鄢秀教授在主编“史景迁作品”（理想国策划）的校读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不是译文正确与否，而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文的书写风格。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意犹未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但大体上还能忠实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尚能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与原著风格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每本书的译文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也只能改正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文体风格的全面校订。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情况。第一个例子是《王氏之死》“前言”的结尾，史景迁原文如下：

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 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r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 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 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 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 rather they grew 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 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 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译文如下：

我对王氏的反应是暧昧而深远。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例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译文虽基本正确，但却未能充分体会原著的精神，也就让读者读得一头雾水，不理解史景迁的反应为什么是“暧昧而深远”。其实，ambiguous的原意是“模糊不清”“难以清楚辨明”，profound则有“深刻”之意，讲的是作者的心境。译成“暧昧而深远”，好像作者对妇人王氏产生了不伦的遐想，是硬译文字制造的歧义。我们认为这段文字应当重新翻译，让作者的原意显得清楚一点：

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潮退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捡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与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第二个例子是《前朝梦忆》“序言”的第一段，史景迁原文如下：

When Zhang Dai was born, in 1597, the Ming dynasty had been in place for 229 years. Time measured on a Ming framework was the only time Zhang knew—until, that is, it all ended in 1644 with the dynasty??s fall. We might think that as Zhang Dai was growing up, such a great span of time past would have distanced him from the dynasty??s roots, creating a conceptual space almost impossible to grasp; but for Zhang such a great vista of years seems to have offered, not severe dislocation, but a satisfying sense of age and constancy. Most of the underpinning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late Ming would have been without surprise for him.

译文如下：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张岱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着明朝覆亡，一切皆归灰飞烟灭。我们或许会认为，到张岱这一代，离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远的时间距离，造成几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维幅度；但是对张岱来说，要胸怀如此浩瀚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肯定皆平淡无奇。

原文简明透彻，像山涧清溪，读来清楚明白，语调稍微婉转曲折，饶有兴味，点出了张岱在明亡之前生活优裕、无忧无虑。译文则叠床架屋，出现了原文中感觉不到的“时间度量”“灰飞烟灭”“时间距离”“思维幅度”“浩瀚历史”“断层感”这些厚重词语，增加了无端的抽象化与概念化语感。我们不反对使用一些中文成语，但总要贴合原文的语感才是，所以这段话应该重新翻译，才能显示史景迁文笔的风格：

张岱出生于1597年，距明朝肇始已有229年了。张岱从来只知道明朝国祚，以此纪年，直到1644年明朝覆灭为止。我们或许会想，张岱成长之时，距离开国的年岁已久，岁月悠悠，或许早已隔断了他与朝代的瓜瓞绵延，造成几乎难以掌握的概念空间。然而，对张岱而言，国祚绵长似乎并不意味着严重的游离，反倒是令人惬意的太平岁月。晚明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底层架构，在张岱眼里，都显得理所当然。

我指出上述译文的差异，并非贬低译者苦心孤诣的翻译成绩，毕竟我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自己操持繁重的翻译工作，而且最后还做出决定，选用了风格与原文不尽相符的译本。我要指出的是，为什么英语读者读史景迁作品会觉得文笔流畅、思路清晰，一口气读完，还觉得意犹未尽。这是因为史景迁原文的书写风格，真如苏东坡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也是他自己奉行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史景迁以美妙的笔触，忠实描绘历史文献提供的中国历史画面，让西方读者读来，感到历史历历在目，这是传递中国文化的莫大功德。

你要问我，史景迁书写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同意美国人文基金会的悼词，史景迁的最大贡献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颠覆了西方人西方中心论的扭曲心态，让他们客观平实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他书写中国史，胸中所怀的对象主要不是当前的中国读者，而是古往今来的世世代代，他要延续历史传统这一盏灯，要忠实照亮人们所处的龌龊世界，要从苦难中升华，在困境中追寻幸福。这是人文精神为人类提供的最值得欣慰的贡献。

史景迁的历史关怀

史景迁的历史关怀，就是他的人文关怀，他从探讨中国历史的细节中，窥视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在历史时空中经历他们的具体人生历程。对从小浸润西方文化的史景迁来说，中国历史是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不但与现代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也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要理解这些生活在异文化处境中的个体，就需要掌握一切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探幽索微，展开历史想象的翅膀，像闻一多说的写诗的诀窍一样，“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得优美流畅。史景迁的历史写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如杜甫写诗，“无一字无来处”，却又展现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显示了历史人物的鲜活性，这些历史人物与我们无大差别，有着生命的欲望与想念，同时面临着人生无奈的局限。

史景迁的著作显示，书写历史，第一要对人物产生强烈的关怀，要想了解具体人物实存状态的人生处境，就要发挥想象，体会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下究竟会怎么想、怎么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掌握史料，全面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知道人物的社会阶级处境，捋清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文化语境，从而如实呈现这个人物的真实情况。同时还得体会人物的性格特色，探知其喜怒哀乐的根源，从而理解人物命运展现的过程。

他曾多次说到，他自己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对辽远而神秘的中国十分着迷，希望能够了解不同文化处境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经历生命的欢愉与苦痛、如何面对生离死别的际遇的。待进入中国史研究这个领域后，他就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与困惑，上升为自己毕生追索的知识探究。他还想进一步告诉与他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同胞，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情态是怎样的。他说：“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中国有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了解的方法，不是居高临下地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思维来理解，而是认真钻研历史，体会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语境，融入真实的历史环境，以当事人的心境来看待中国历史，而不是以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带着掌握真理的优越感，把中国历史文化硬套上西方学术的理论模式，理论挂帅，玩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游戏，以为这样可以如此剖析中国历史的内涵。

史景迁历史研究的特色是叙述，也就是“讲故事”。他以展现中国历史画面为基础，从当事人的视角描述人物的经历与思想意识。他认为：“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也就是说，中国故事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说，中国历史要由历史的当事人来说，而不是先假想理论正确的一套模式，硬塞进中国历史人物的嘴里，教唆他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述说他们的经历，甚至穿上现代学术术语的外衣，觍然诉说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后世充满莫名其妙优越感的“高屋建瓴”视角来俯瞰中国历史、指点江山。

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这是真正亲近历史、对历史人物有感情有关怀的历史学家才能说出来的心里话。这句话一丝一毫也不讨巧，既显示了书写历史的谦逊，同时也透露了对隐藏在文献背后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的追索。这种探索历史真相的精神，是史学界一致强调但却很少实践的“历史的同情”（historical empathy），这种精神在史景迁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很受中国史研究行家的赞誉。费正清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人物的性格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才能赋予。”

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是《曹寅与康熙》（1966），这也是我作为他的学生，认真研读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资料富赡，考据细密，剪裁得体，文笔优美，非常精彩，显示了他的慧见与功力，让人耳目一新。

《曹寅与康熙》一书，显示了史景迁历史关怀的取向。这部书共分为七章，从曹寅上三旗正白旗的包衣的出身讲起，一直讲到他担任苏州与江宁织造，后来更兼管两淮盐务成为实际政治运作的“钦差大臣”的过程。该书不仅叙述条理清晰，而且辨明了不少过去含混不清的制度，对不同衙门体系在实际操作上的纠葛做出明澈的解释，是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力作。史景迁文笔清晰流畅，叙述史事引人入胜，这使一些蜻蜓点水式阅读的读者以为，史景迁是一个只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其过人之处只在文笔优美。惑于这些传闻的中国读者，应该仔细读读《曹寅与康熙》，特别是沉下心来读一读每章所附的注释，这样他们就会明白，史景迁之所以文笔优美、叙事流畅，能“说好中国故事”，是因为他甄别了大量史料，在精心思考与剪裁之后，以自己独特的宏观史识呈现了中国历史的精彩片段。

他在书中探讨了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与内务府的组织及功能，特别指出，内务府一般英译为“Imperial Household”，其实并不恰当，会引起读者的误会，以为内务府管辖朝廷内部的事务，涉及“内宫”或“内城”，而事实并非如此。内务府的功能是：“掌内府财用出入，及祭祀、宴飨、膳馐、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内务府辖下司院的任务是：“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这是皇帝亲自管领的机构，独立自主，不受政府六部管理，内务府大臣也不必向六部负责。所以，史景迁认为内务府应当译作Emperor??s Personal Bureaucracy。看似无关紧要的一个细节，却显示作者认真爬梳史料的功力，对关键名词一一辨明如何以英文表达，绝不含糊混过。

从历史书写的呈现来看，《曹寅与康熙》描述了曹家的兴衰，讲的是一个首尾俱全的精彩故事，不但让我们看到包衣是如何起高楼、如何宴宾客的，又让我们看到在康熙死后，繁华了半个世纪的高楼又是如何坍塌的。从提供历史认知的角度来看，这部书展现了开阔的历史图像，以康熙与曹寅这一条线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实际政治运作串了起来，使读者读来纲举目张，历史实况历历在目，堪称历史专著的典范。研究社会经济史与文学史的，也可以从书末的四个附录看到史景迁的匠心。他从有关曹寅的档案资料中，罗列出清初的生丝价格、江南米价、新种米产量，以及“有关《红楼梦》的假设”，这些资料为后学者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方便之门。

史景迁对研究康熙皇帝情有独钟，后来还运用康熙档案材料，配合相关文献，描述了康熙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处理繁杂的国家大事、如何安顿钩心斗角的后宫生活、如何摆平皇子继承的问题。康熙是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可以呼风唤雨、移山倒海，他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都有，也有每天要过的生活。他有数不清的烦恼，层出不穷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纠纷，真实的生活也是十分烦心的。史景迁写《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刻画出皇帝的“人间喜剧”，让读者看到一位有血有肉的皇帝，看到皇帝也是一个立体存在的人，不只是高踞龙庭的神秘天子。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展现了特殊风格的历史写作，而且在整个西方人文界造成了轰动，让他们得以窥见紫禁城宫墙之内的秘密。

继1966年出版第一本学术著作《曹寅与康熙》之后，史景迁陆陆续续完成了十四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改变中国》《康熙》《王氏之死》《天安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追寻现代中国》《太平天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朝梦忆》等。他的著作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领袖人物，如康熙、雍正、洪秀全等；二是政治圈外的文化人或地位卑微的边缘人，如王氏、利玛窦、胡若望、张岱等；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议题，如《改变中国》《大汗之国》，当然也与第二类有交叠之处，如利玛窦、胡若望、洪秀全等。《天安门》聚焦晚清民国文化人的思想文化圈，呈现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变迁，后来更扩大为中国近代通史《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从晚明一直写到21世纪，不但成为欧美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更取代了早期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程。

有人说，史景迁的史学著作最出色的是文笔，史景迁会讲故事，才把历史讲得如此生动。其实，他从没离开史料进行虚构，他和其他的历史学者一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到尽量多的文献资料后，才组织材料，安排如何忠实呈现历史细节的。对史料进行深入理解后，他才开始想象具体的历史场景，利用史料提供具体细节，进行细密的裁剪，让历史人物立体化，这样不但能呈现人物的言行举止，还能呈现人间处境，同时结合了宏观的历史环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氏之死》，这本书写的是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个农妇的命运。这本书体现了史景迁对具体人物的关怀超越了帝王将相。他依靠文献资料车载斗量的方便，不只是聚焦统有四海、泽被八荒的康熙皇帝，更是对历史中卑微小人物的艰难处境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关于郯城这样的小地方，他搜罗了许多不见经传的零碎材料，如地方志、判案书牍、官箴文献、笔记小说，披沙拣金，像天孙织就锦缎一样，描绘出清代山东农村的社会历史图景。

史景迁最初是在清代法律判案书牍《刑案汇览》中发现这一地方命案的。该书牍里面记载了王氏的案情，大体上叙述了王氏之死的前因后果，具备简单的故事轮廓。他利用这个案例，配合《郯城县志》及山东其他地方志书，以及曾任郯城知县黄六鸿的著作《福惠全书》，在近代史课堂上作为一个清代乡村社会专题，说明清代地方政令施行的情况，讲给选课的学生听。他在课堂上勾勒出了地方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清初地方行政的施行，基本上展现了大清帝国中央政令在郯城这个贫瘠的乡村是如何运作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此，还想呈现当时当地的文化思维与意识，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强调的在地文化心态。于是，山东作家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就成了他描绘想象世界的材料。《王氏之死》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王氏在雪地里做梦的那一段。这一场景取材自蒲松龄的文学想象，可说是蒲松龄的梦移置到王氏身上，好比是扶鸾之后仙魔附体的表现。在清初郯城这样的乡下地方，做梦与仙灵附体的可能性、有意识或下意识活动的可能性，以来自蒲松龄的狐鬼怪异故事来展示，这种探索是非常有趣的。

《王氏之死》出版后，在西方好评如潮，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质疑王氏做梦的意识飞翔，虽然利用的材料来自同一个时代的蒲松龄，但能否算得上历史，还有待商榷；有许多人还受到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的束缚，认为把文学想象引入史学研究，岂不是混淆了历史现实的客观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主观意识性吗？当然，半个世纪之后，这类质疑已经成了明日黄花，显示了史景迁历史书写的前瞻性。这主要启发了我们：历史应该怎么写？我们想要反映什么样的历史情景？特定历史时空的想象，是否有其历史性？清初山东地区的意识与想象空间，是否值得进行历史的探究？你问王氏死前昏迷，是否真正梦见这些东西，天知道。可是究竟有没有人在当时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山东这个小地方，有，蒲松龄就这么想。史景迁将蒲松龄与垂死的王氏联系起来，扩展了整个历史想象的空间，但其基础仍是历史的材料。读者必须注意，所有相关的原始材料，他都在注解里列了出来。所以，在西方史学的研究上，他这本书开启了许多新的面向，与类似描述乡村历史题材的The Cheese and the Worms（Carlo Ginzburg，1976）1及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Natalie Zemon Davis，1983）2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史景迁这个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在西方史学界有这么大的影响。

《追寻现代中国》是史景迁在西方普通读者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著作。英文原名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书名中的search反映他书写中国近代史，想要做的就是在那里“追寻”，这种追寻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追寻，他想要追寻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中国，追寻在歧路上的中国，追寻知识所能引导的历史理解。他对知识有着浓厚的好奇，总是在那里追寻，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追寻未来的方向。他说过，他从研究英国史转到研究中国史是一个复杂的决定。这显示了他是一个寻求知识的人，充满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好奇与关怀。他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感受中国人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化中面临何种艰难的人生处境。中国历史引发他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历史的普遍性意义，思考人在历史中的追求及抉择。

（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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