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老”与“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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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六年（1073），苏轼作《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一诗，其中有“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两句。若不了解苏轼生平，可能会将此诗归于其晚年之作。但实际上，此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年未四十。通常而言，三十几岁正当人生壮年，因此这两句诗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了。

中国古代有关人生阶段的划分，《曲礼》中的表述相对权威：“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郑玄将“艾”解释为“老也”。因此，即使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在古代，五十岁以后才算老年阶段。五十岁之前的人，一般是不能被视为老人的。

如果翻检苏轼诗文集，就可以发现，在五十岁之前，苏轼“未老言老”的诗词为数不少。如人所熟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作于密州知州任上，此时苏轼同样未满四十。苏轼贬居黄州后，“老”字及相关意象更是屡见笔端，如《次韵乐著作野步》“老来几不辨西东，秋后霜林且强红”，《安国寺寻春》“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更为有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则是以“华发”意象感喟人生易老。类似的诗句还有不少，均作于苏轼五十岁之前。

“未老言老”的现象在古人笔下并非鲜见。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在庆历五年（1045）创作《醉翁亭记》时，描绘了“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自我形象，而此时他同样年未满四十。嘉祐元年（1056），因感念创作琴曲《醉翁吟》的友人沈遵，欧阳修赠诗一首，诗中回顾自己十年来的经历：“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十年之后，“强力之年”的“醉翁”才鬓发先白，而此时他也不过五十虚岁。

应该说，“年老”不仅存在客观的生理指标与社会标准，也是一种相对主观的心理感觉。当年欧阳修由参知政事被贬为滁州知州，地位一落千丈。他虽立刻将目光转向地方治理，在滁州积极探索“与民同乐”的为政道路，但也难掩“颓然老矣”之感。这种感觉无关年龄，主要因胸中理想渐行渐远，少年豪气脱落殆尽，暮年感便与日俱增。

苏轼的暮年感也与其理想的破灭有关。熙宁年间，苏轼因质疑王安石的变法条款，被外放杭州任通判。虽非贬谪，但已远离朝廷，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元丰二年（1079），他又遭遇“乌台诗案”，侥幸免死。劫后余生的苏轼，更不敢奢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了。就像他在《初到黄州》一诗中所写：“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荒唐”二字饱含辛酸，成为他前半生的苍白注脚。

过早产生暮年心境，还与苏轼少年成名有关。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高中进士第二名，名满京师，此时他刚二十出头。嘉祐六年，他又考取制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虚设，三等在宋朝立国以来仅有吴育一人考取，因此苏轼实可谓宋代制科第二人，在汴京再次引发轰动。多年后，苏轼赴任密州知州时，回忆往日少年意气：“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只可惜现实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超少年苏轼的想象。当年届四十、刚达到《曲礼》所言“四十曰强，而仕”的标准时，苏轼已在宦海中沉浮近二十年，饱尝其中的艰辛与险恶。“致君尧舜”未成，暮年心境已生。

但如果仅从暮年心境理解外放杭州通判后的苏轼，无疑稍显片面。苏轼积极尝试与暮年心境周旋，而非陷溺其中。在密州出猎时，苏轼虽自称“老夫”，但仍想“发少年狂”，试图“西北望，射天狼”。元丰五年（1082），他游蕲水清泉寺，见兰溪西流，感叹：“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可见身处低谷的他，即便感觉自己正在老去，仍鼓励自己不虚度人生。

苏轼还尝试以更高的人生境界超越内心的焦虑。在黄州，他在给堂兄苏不疑写信时指出“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并解释：“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这种思想便是他在《临皋闲题》中所说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也是《赤壁赋》中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时，对客所言“吾与子之所共适”者。

正是困顿的磨折与时间的历练，让苏轼意识到迟暮之悲的狭隘。《赤壁赋》中“哀吾生之须臾”的客友，何尝不是苏轼本人生命焦虑的化身？但此时的苏轼，已能与这一化身平静对话。如果熙宁四年苏轼调任外官后，他自称年老，多少还存在壮志未酬的不甘，那么来到黄州，在长江的清风与月光中，领悟到了“物与我皆无尽”的苏轼，则十分坦然地接受了现实。正所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无论是功名、富贵，乃至生命中不断流逝的时间，若非“吾之所有”，何必执着营求？

因此，当苏轼真正步入晚境后，反而不再表达年华老去的焦虑。在岭南时，垂垂老矣的苏轼听闻好友吴复古出家，作诗一首表达了肯定。诗中叙述晚年的吴复古认识到“四大犹幻座，衣冠矧外物”后，“一朝发无上，顾老灵山宅”。正所谓“世间出世间，此道无两得”，因此，“丈夫生岂易，趣舍志匪石”。诗中表现的不为外物羁绊的心境，也可视为苏轼晚年的自况。

在岭南，苏轼在给好友王定国的信中写道：“其余坦然无疑，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符到奉行”代表的是他从容面对生死大事，“遇着便吃”代表的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安享所遇的人生态度——可谓同一坦然的两种表现。如果说“老”作为一种心理感觉，是由年华易逝导致的生命焦虑的话，那么，身体衰老但内心坦然的苏轼则真正进入了“不老”的人生境界。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