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观念，如何彻底改写人类文明走向

记者 刘军

刘军 | 文

2025年特朗普开始第二总统任期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变异，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加速向基于“地缘安全”与“技术主权”的技术国家/民族主义（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转变。半导体限制、算力封锁与关键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使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与颠覆性创新的内生能力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主题。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构建的“有用知识经济学”体系，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的科学技术起源与中西历史“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范式。莫基尔的分析框架聚焦于知识的微观转化机制、内部结构、检索成本、思想市场、高技能工匠中间层，以及非血缘法人组织与宗族对知识沉淀机制的塑造作用。

从《富裕的杠杆》对技术微观转化形态的解剖，到《雅典娜的礼物》对知识结构的分类，《启蒙经济》对英国工业革命微观基础的详细分析、《增长的文化》对思想市场与政治碎片化红利的阐释，直至莫基尔与格雷夫（Avner Greif）、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合著的最新力作《通往繁荣的两条道路》，莫基尔逐步深入地揭示了中西大分流的深层逻辑。

我们回顾莫基尔主要著作的理论思想，在中外经济史关于中西“大分流”研究的前沿视野中，探讨莫基尔的理论思想对于内生科技创新、持续经济增长及科技创新体制建构的启示。

一

莫基尔的研究，将演化认识论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融为一体，兼顾微观技术形态、认识论结构、中间层传导机制、思想市场以及社会组织容器等理论维度，在近30年的思想演进中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推进与范式拓展。

1、《富裕的杠杆》

[美]乔尔·莫基尔 | 著

陈小白 | 译

华夏出版社

2008年1月

在《富裕的杠杆》（1990）中，莫基尔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将技术进步视为平滑、连续累积的假定，提出了“宏观发明”（Macroinventions）与“微观发明”（Microinventions）的区分。宏观发明是指无明确演化轨道、打破既有技术范式的全新构想（如蒸汽机、电磁感应）。此类发明在统计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单纯通过市场需求或相对要素价格变动来精准预测。微观发明是指在宏观发明确立后，工匠与技术人员进行的渐进式微调（如提高蒸汽机热效率、改善轴承摩擦力）。

莫基尔指出，人类历史的常态是技术停滞而非进步。微观发明虽然能带来边际效率提升，但若缺乏宏观发明的突破，经验试错将迅速遭遇收益递减规律的物理天花板。然而，宏观发明的产生必然对既有经济利益、社会秩序与权威学说构成冲击。传统行会、封建官僚与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形成“反技术进步”的利益联盟。因此，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技术突破，取决于其制度环境是否具备容忍范式颠覆、接纳宏观发明的包容度。

2、《雅典娜的礼物》

[美]乔尔·莫基尔 | 著

段异兵 唐乐 | 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中，莫基尔将其理论推进至认识论层面，将“有用知识”划分为两个集合。一类是命题知识（Ω知识），指人类对自然规律、客观现象的认知与阐释（编码），“知其所以然”，类似于科学知识；一类是处方知识（Λ知识），指具体的生产指令、操作规程与工艺路线图，即“怎么做”，类似于技术与工艺。

莫基尔强调，Ω知识的广度决定了Λ知识演进的天花板。十八世纪前的绝大多数技术属于缺乏Ω支撑的“孤立Λ知识”。经验试错在没有底层原理指引时，不仅极易触及物理极限，且因缺乏公理化与标准化编码（Codification），高度依赖“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口传心授。

“工业启蒙”的本质，在于建立了Ω与Λ之间的双向循环机制：科学家将对自然规律的发现系统地编码为显性知识，大幅降低了全社会的知识搜索成本；工程师与工匠得以依据科学原理指导技术设计，减少盲目试错；生产实践中的瓶颈又反向刺激科学界对底层原理的探索。这种双向反馈闭环使技术突破获得了自我维持增长的内生动力。

3、《启蒙经济》

[美]乔尔·莫克尔 | 著

曾鑫 熊跃根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7月

在《启蒙经济》（2009）中，莫基尔将抽象的认识论模型用于剖析英国工业革命，试图回答“为什么启蒙思想没有停留在精英象牙塔，而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莫基尔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不仅因为拥有牛顿、波义耳等顶尖科学家（Ω知识创造者），更在于拥有由仪表制造者、磨坊匠、钟表匠和冶金工场主等“高技能工匠”、“熟练机械师”组成的庞大中间层。

这批人具备阅读几何图纸、理解公理化语言与精准度量衡的能力，成为连接顶层科学原理（Ω）与底层工业生产（Λ）的“桥梁”。同时，英国在十八世纪通过法律与政治改革，有效遏制了食租者与旧行会动用行政力量阻碍技术创新的企图，使颠覆性发明得以迅速在市场中完成商业化扩散。

4、《增长的文化》

[美]乔尔·莫基尔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在《增长的文化》（2016）中，莫基尔试图解答“工业启蒙”为何率先发生在西欧的问题。他从诺斯经典的产权制度范式的不足之处开始探索：产权保护能够解释人们保留财富的意愿，但无法完全解释探索新知识的供给动力。

莫基尔指出，1500年至1700年间，欧洲知识精英通过学术通信、印刷出版物与学会组织，构建了跨国界共同体——“文人共和国”，形成了一个高度竞争且开放的“思想市场”。同行评议机制确立，学者为获取学术声誉必须公开研究成果并接受质询，使以探索自然、改善人类福利为宗旨的“培根主义”广泛传播。

同时，莫基尔揭示了欧洲政治碎片化的制度红利。欧洲多国并立，阻止了单一政治或宗教权威对思想市场的垄断。当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或斯宾诺莎的思想在一国受压制时，他们可以逃往邻国，或通过跨国出版网络传播观点。政治碎片化与文化统一性相结合，形成了高流动性、低摩擦的知识演化网络，使异端创新得以穿透封锁而存活。

5、《通往繁荣的两条道路》

莫基尔在与格雷夫、塔贝里尼合著的《通往繁荣的两条道路》（2025）中，将分析时空跨度拓展至中西千年的制度与组织演化，提出了解释中西大分流的社会组织容器假说。

他们尝试总结了欧洲路径和中国路径的历史性的“大分流”。欧洲路径走上了依赖非血缘法人组织、建立陌生人合作的法律机制的道路。受教会禁止近亲通婚政策影响，欧洲血缘宗族较早解体，被迫演化出跨血缘的非血缘法人组织（如独立大学、行业协会、自治城市、特许公司、科学学会）。为了管理陌生人合作，欧洲发展出公理化法律体系、独立审判与契约精神。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独立的大学与学会作为“法人组织”，成为知识公理化编码、长期沉淀与跨代累积的稳定容器。

而中国路径走上了依靠血缘宗族建构熟人社会和官僚集权管理的道路。在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公共品供给（如教育、养老、救灾、风险分担）高度依赖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政治上则依赖大一统的官僚集权。

宗族组织在熟人社会内部极其高效，但其合作边界受限于血缘，治理依赖道德伦理与行政调解，未能衍生出独立的商法体系与跨血缘法人组织。中西方两种“组织容器”的分流，对各自知识演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技术秘方往往留在宗族或师徒内部私密传承（隐性知识），缺乏公理化编码与法人容器的承载，极易因战乱或家族断代而失传；欧洲的法人组织则确保了知识的公开化、标准化沉淀与跨代累积。

二

在经济史学界，关于中西“大分流”，存在着不同流派之间的分歧。莫基尔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与一些主流的理论假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

针对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提出的“煤炭分布与新大陆地理偶然性假说”，莫基尔指出，地理因素充其量是辅助性条件，如果缺乏命题知识的突破，低廉的煤炭价格绝不可能凭空“诱导”出纽科门蒸汽机；大分流在本质上并不是地理资源的偶然，而是知识供给机制的分流。

莫基尔强调，1750年之前中国江南与西欧在生活水平及市场发育上的相似性，掩盖了两者在“知识生产网络”上的根本异质性。相对价格与地理资源或许可以解释微观层面的技术替换需求，但决不能解释宏观发明的源头。没有对气压与热力学原理（Ω知识）的突破，低煤价绝不可能凭空诱导出蒸汽机。资源与价格是需求端激励，如果缺乏低检索成本的知识网络与科学原理供给，资源红利很快会被人口增长吞噬（如宋代的代用燃料危机）。大分流的本质是知识生成机制与选择环境的分流。

对于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著名的“相对价格诱导论”（即英国的高工资与廉价能源诱导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莫基尔提出了明确的边界限定。他认为相对价格固然能为创新提供需求端的激励，但如果缺乏有用知识的有效供给，这些激励最终都会走入死胡同；微观层面的技术改进或许可以被相对价格所诱导，但颠覆性的宏观发明必须依赖于认识论上的底层突破。

同时，莫基尔的演化认识论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平衡陷阱”和林毅夫提出的“经验试错vs.科学实验假说”。伊懋可与林毅夫认为古代中国由于经验试错效率极高以及人口压力，导致对机械替代劳动的需求受到抑制，且科举制挤出了对科学实验的探索。

莫基尔指出，中国古代技术并非缺乏创新热情，但是陷入了“富于处方知识、贫于命题知识”的结构性失衡。由于缺乏公理化实验体系与降低知识搜索成本的编码机制，古代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具智慧的经验试错，在触及物理天花板后，无法实现向现代持续增长的飞跃，这可视为对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的部分回答。

三

在西方经济史领域，莫基尔的“有用知识经济学”、演化认识论范式与“大分流”的相关理论阐述，被视为是过去数十年间关于工业革命与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解释框架之一。在肯定其里程碑意义的同时，来自不同流派的学者（如加州学派、左翼地缘史学家、计量经济史学家以及东方学家）也对其理论观点提出了批评与反驳。

比如，在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层面，莫基尔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有用知识”与“思想市场”范式，从认识论与文化演化的视角，揭示了长期内生经济增长的底层源头。但批评者指出，莫基尔的这一理论过于偏重思想、观念与文化的作用，忽视了要素相对价格（如高工资与廉价能源）、市场规模扩张以及实物资本积累等硬性需求端约束。

在全球历史视角层面，莫基尔精细地解剖了西欧内部知识编码、公理化推导以及降低全社会知识检索成本的制度微观结构，为理解欧洲奇迹提供了强大的内生逻辑。但加州学派与全球史领域的批判者指出，莫基尔这一框架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殖民掠夺、全球不平等贸易、奴隶制以及非西方文明（如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技术滋养的历史事实。

在社会组织与大分流层面，莫基尔及其合作者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解析为具体的社会组织容器（非血缘法人组织vs.血缘宗族），为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描述框架。然而，批评者指出，该理论对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的组织形态（如宗族的开放性与官僚治理网络）存在一定程度的静态化与理想化对照，受限于“历史后视镜”的观察视角，未能完全呈现东方社会内部的复杂动态。

另外，还有批评者提出了“因果关系倒置”的质疑：究竟是“有用知识的爆发引发了工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与生产需求反向刺激了科学知识的爆发”？莫基尔的理论在回答这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内生性难题时，有时过于依赖认识论的推演，缺乏严苛的因果识别统计证明。这有赖于更为精确、严密的因果关系推断研究来推进。

四

总的来看，莫基尔的著作并非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繁荣及中西“大分流”的终极答案，但它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地理与全球地缘环境，孤立地神化“思想与文化”对于产业革命、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促生作用；但是，如果脱离了莫基尔揭示的“有用知识生成、公理化编码、开放思想市场与法人沉淀容器”的内生机制，单纯的资本积累与国家指令，确实无法催生持续的内生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最近的实例，莫过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大爆发。这正是莫基尔的思想在历经激烈质询后，依然保持着学术活力的原因所在。

莫基尔数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其根本驱动力既非单纯的实物资本积累，亦非单纯的人口红利，而是一场关于有用知识如何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生成、公理化编码、低成本扩散，并由稳定的社会组织容器加以沉淀的历史演进过程。

当前，面对日益深化的全球科技竞争与经济结构转型，依靠要素投入与模仿跟随的传统模式，已触及边际效用递减的物理天花板。莫基尔的思想提供了一面清醒的历史镜鉴：如果仅追求产值与工程指标，却在体制上抑制了允许自由探索、容忍范式偏离的思想市场；如果知识沉淀缺乏公理化编码与开放的法人容器，依赖私密传承与行政分割，那么内生科技创新将缺乏持续的源头活水。

“富裕的杠杆”，由一个社会对待真理的包容度、观念流动的自由度以及知识网络的开放度锻造；真正且持续的“产业启蒙”和“科学启蒙”，在于制度设计对知识演进与科学创新规律的尊重。这需要破除学术管理的行政化枷锁，还科学家以纯粹的探索空间与同行声誉激励；破除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还工程师与中小企业以低成本检索知识、自由组合要素的技术尊严；告别单一行政力量强行锁定路线的盲目性，将面对未知的试错权力交还给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的“思想市场”。

唯有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结构改革，降低知识沉淀与扩散的制度摩擦，让深植于社会内部的创新潜能得到充分释放，我们才能在“有用知识”的不断突破与应用中，真正迈向由内生创新驱动的长期繁荣。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