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在纸上排演未来的悬壶者

造化向来是不大讲道理的。

凡世间的事，大抵如秋树上的落叶，风吹向东便向东，风吹向西便向西。

偏有人要在灰白色的长夜里，掏出一支秃笔，在破纸上比画出一个不曾存在的去处。

这大约便是所谓“写小说”的了。

我是向来不大相信什么“奇迹”的，正如我不信路边算命瞎子的瞎话。

然而近来翻看旧纸堆，却翻出一册三十多年前的旧书，叫作《新中国》，作者落款叫作陆士谔。

这陆士谔，系一八七八年生人，家在青浦的珠溪镇。

若论家世，本也是所谓的“书香门第”——祖父做过贡生，父亲是个秀才，伯父又是举人，堂屋里大约挂过几幅摇摇欲坠的对联，散发着一股樟脑与霉烂宣纸混合的气味。

然而这气味救不了肚子。

到了他这一代，光景便如破了底的木桶，水是漏光了，只剩下一堆干涸的木渣。

少年时的陆士谔，被家里送去上海的当铺里做学徒。

当铺的高柜台，往往比城墙还要高，十五六岁的少年立在下面，只能仰见伙计那双死鱼般的眼睛，和柜台上居高临下递出来的冷漠。

这地方是不教人做人的，只教人看盘剥与苟安。

可惜他连这苟安也未能混得长久，未几，便被当铺辞退了，灰溜溜地收拾起破布包袱，回了乡。

回乡做什么呢？大约也只能学医。

他拜了唐纯斋，背诵《汤头歌诀》，抓切草药。

草药的气味虽苦，倒比当铺高柜台后的冷气要暖和一些。

二十岁那年，这年轻人大约是不甘心在小镇里听一辈子落雨声的，便又背起药箱，再次闯进了上海滩，开起一间诊所来。

一个连当铺学徒都做不下去的废料，居然要在上海滩悬壶济世了。

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一出滑稽戏。

凡在上海开诊所的，倘若没有显赫的招牌与洋人的后台，门前大抵是要落寞的。

陆士谔的诊所开了没多久，便有些支撑不住。

但他到底是个不安分的人，连着做了两件在俗人眼里颇为离奇的事：第一件，是娶了浙江镇海茶商的女儿李友琴；第二件，是将诊所改行，开起了一间租书铺。

这倒有些意思了。

医病与租书，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勾当，但在他眼里，大约治人的肚子与治人的脑子，不过是一回事。

茶商的家底让他有了几碗饭吃，生计既已无虞，他便一头扎进了废纸堆里。

先是读，读得眼里冒出血丝来；接着便写，从千把字的短篇，一直写到数十万字的长篇。

一九〇六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精禽填海记》问世，署名叫作“沁梅子”。

这名字起得有些闺阁气，大约是初涉文坛的羞涩。

到了同年八月，他又发表了《卫生小说》，这次便不装腔作势了，径直署名“儒林医隐”。

“医隐”二字，用得极其精妙。

明明混迹于市井的嘈杂里，靠着几枚铜板度日，却偏偏要在名字里藏一个“隐”字。

这大概是中国旧文人最后的执念——肚子里空空如也，嘴上却总要挂着天下与众生。

那个曾经连当铺伙计都嫌弃的青浦少年，就这么在墨水与药渣的夹缝里，硬生生把自己写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小说家。

他的文章，自然谈不上什么“警世”与“救人”，多半是晚清那一套谴责小说的余脉，夹杂着市民的市侩与幻想。

然而，在这成百上千部快餐式的卷帙里，偏偏有一本《新中国》，像一块突兀的怪石，横亘在时间的泥潭里。

在《新中国》里，陆士谔做了一个梦。

他直接在纸上画出了一幅图景：说是一九五一年的上海，要举办一场“万国博览会”。

为了这场盛会，浦东要开辟，黄浦江上要架起大铁桥，地下还要通地道，连火车也要开进地下去。

这真是大言不惭的疯话。

一九一〇年写下这话的时候，大清国还在摇摇欲坠的破船上苟延残喘。

上海的街头，多的是扎着辫子的黄包车夫，和洋人手里挥舞的橡皮警棍。

黄浦江上的水，浑浊得如同老头子咳出来的痰；浦东不过是一片荒凉的菜地与坟场。

在这样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月，居然有人在租界的小楼里，借着昏黄的油灯，盘算着四十年后的“万国博览会”。

若在当时，旁人看了这书，大约也只是啐一口唾沫，骂一句“痴人说梦”，便拿去糊了墙壁或是垫了桌脚。

到了预言中的一九五年。

一九五一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炮火与新生，街头正忙着清理旧社会的垃圾与余毒，并没有什么“万国博览会”。

洋人退去了，大铁桥没有架起来，浦东依然是一片默默无言的土地。

陆士谔的预言，到底还是落空了。

倘若他在地下有知，大约也要被当时的批评家们拉出来，戴一顶“资产阶级空想家”的帽子，好生批判一番。

然而，时间这东西，往往比小说家更有耐心。

又过了五十九年——到了二〇一〇年，上海真的举办了世博会。

那一年，黄浦江两岸张灯结彩，浦东拔地而起无数巨大的建筑，地下穿梭着如长蛇般的地铁，黄浦江上也早就飞架着数座大桥。

陆士谔纸上的那句疯话，隔了大半个世纪，历经了战争、饥荒、运动与变革，居然真的被这座城市给兑现了。

比他写下的时间，整整晚了五十九年。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令人惊异的，并非是他算准了哪一年哪一月——他又不是龙虎山的张天师——而是他居然在极度的卑微与绝望里，给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预留了一份近乎荒诞的体面。

今人谈起陆士谔，大抵只剩下了“预言家”这三个字。这实在是偷懒的做法。

中国的读者，向来喜欢神仙与怪力乱神。

凡是预言准了的，便捧上神坛；预言不准的，便扔进垃圾堆。

这是一种极其庸俗的趣味。

陆士谔留给这世界的，远不止“预言”这两个轻飘飘的字眼。

他这一生，写了十来种医书，上百部小说。

出名的有《新上海》，也有大肆喧哗的《血滴子》。

他的笔墨，算不上什么神品，甚至有些迎合市井的低级趣味。

但他是个极其真实的人——要在上海滩活下去，便得一手抓药匙，一手握钢笔。

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发，兵荒马乱，军阀的炮火将江浙一带炸得稀烂。

陆士谔为了逃避战乱，不得不再次携家带口，逃回上海行医。

次年，他在公共租界里重新把诊所开了起来。

你看，这便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写照：一边在小说里让中国万国来朝、盛世太平，一边却要在现实的炮火里仓皇逃窜，不得不躲进洋人的“租界”里寻求庇护。

这其中的讽刺与悲凉，大约比他写的所有小说加起来，还要沉重得多。

如今我们再翻开那本黄纸黑字、散发着樟脑味的《新中国》，最耐看的，难道真的是那几个被蒙对的数字吗？

自然不是。

最耐看的，是一个曾经连当铺学徒都当不下去的年轻人，在极度的破败与屈辱中，认认真真地替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把未来排演了一遍。

凡是做梦的人，大抵有两种。

一种是吃了鸦片烟，在幻觉里看见金山银山，醒来依然是躺在破席子上的干尸；另一种，则是明知道现实如铁板一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却偏要在铁板上凿出一道缝隙，透进一点并不存在的微光。

陆士谔大约是属于后者的。

他在一九一〇年的灯下写《新中国》的时候，肚子里大约正空着，或是外面的租界巡捕正吹着响亮的哨子。

他没有看到后来的万国博览会，也没有看到地下铁，他甚至连抗战胜利都没能看得到，便在一九四四年的沦陷区里默默地死去了。

他死的时候，上海正笼罩在日本军刀的阴影下，街上多的是冻馁而死的饿殍。

他那个“新中国”的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笑话。

然而，字到底是在纸上留了下来。

后人捧着这本小册子，惊呼于他的“神算”，其实大可不必。

若这世上真有什么“神算”，那也不过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在绝壁上凿眼时，无意间掉落的一枚火星罢了。

城市终究是兑现了那句话。

但兑现这句话的，不是陆士谔的笔，而是后来无数在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流血流汗的无名之辈。

陆士谔不过是那个在黑夜里最早醒来、因为睡不着而胡乱吆喝了一声的梦呓者。

这吆喝声虽然迟到了五十九年，但在这漫长的黑夜里，总归是有人听见了。

这就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