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陂老家那个“勺了”的孝高生，他本该有另外一个灿烂的人生，可惜就这样烂在了乡下

在我们黄陂乡下，人要是脑子出了问题，大家习惯喊一声“勺了”。

那年月，农村对这种事没什么概念，既不懂什么叫抑郁、自闭，也不会带去大医院看心理医生。只要一个人不合群、不按常理说话做事，村里人就会给他扣上一顶“勺货”的帽子，往后他这一辈子，就只能盯着这个外号存活下去。

我要说的这个人，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按辈分我得喊他一声哥。

他是我们村少见能念书的人。八十年代初，他考进了孝感高级中学。在那个时代，一个黄陂农村的穷小子能进孝高，等同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门槛，是祖坟冒青烟的事。听村里年长的人讲，他脑子极灵，读高中那会儿，有些数理化偏题怪题，连带课的老师都要私下拿去向他请教解题法子。

可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变故，高三没念完，他被学校开除了，具体因为什么事，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跟人打了架，也有人说是性子太拐惹了祸。反正是卷起铺盖回了村。一个指望跳出农门的天之骄子，突然砸回了残酷的泥地里（据说是写了什么东西吧，那年头刚改革开放，社会氛围还很冷酷，人们不敢随便说话，随便写东西）。

他生性本就不爱讲话，闷葫芦一个。人情世态向来刻薄，你风光时别人敬你，你跌下来了，多的是人明里暗里踩上一脚。“读书读出名堂没？还不是回来扒泥巴。”这类风凉话，走到哪都能撞见。

后来村里有爱才的干部看他可怜，加上确实有文化，便想办法安排他去村小学代课。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他第一天代完课回来的模样，那是他回村后我唯一一次见他脸上挂着笑，整个人是活泛的，眼里有亮光。

但这份差事只干了一两个学期。终究还是因为性格太闷、不懂人情世故，处理不好周遭的关系，他又被辞退了。

这一下，是彻底把他最后那点心气给掐灭了。

打那以后，他的话一天比一天少。整天闷在家里，村里的流言便跟着风长，都说他“勺了”，成了神经病。但我那时候偶尔跟他打交道，总觉得他不是真疯。你若冷不丁跟他扯两句正经话，他的回答逻辑清清楚楚，眼神也是清亮的，半点不像个疯子。他只是懒得搭理这个村子，也不愿再费口舌跟周围人解释什么。

可村里没人信这个。大家只要认定了你是“勺货”，你所有的沉默、发愣、走神，就全成了疯癫的佐证。

到了1990年前后，他身上确实能看出明显的异样了。他彻底不在乎穿戴，衣服脏了破了也不管。农闲的时候，他就挑着个粪篮子，在村前村后的土路上到处捡狗粪、牛粪。嘴巴里整天嘟嘟囔囔不知在念叨什么，你要是凑过去大声问他“讲么事呢”，他抬眼看你一眼，又低下头去，一声不吭地走开。

他干农活不算一把好手，手脚也没别人利索，但他从来不偷懒。家里让他下地他就去，挑水、割谷、挑粪，不拒绝，也从来不喊苦喊累，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

唯一还能看出点少年心性的，是每年元宵节的灯会。村里舞狮子，他一个快三十岁的大男人，常年木讷得像块石头，到了那天，却会跟一群十来岁的半大孩子挤在一起，硬抢着要去钻到后面做狮尾。那一截舞动的布幔遮着他的脸，他在里面跟着锣鼓点蹦跳，大概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不用扮演一个沉默的农夫，也不用当别人眼里的“勺货”。

现在来看，他最开始有抑郁的症状，慢慢地变为了自闭，无人理解的情况下，他也就懒得和其他人说话1980年代，很少有人去外地打工，他只能窝在家里慢慢地烂下去

他的家庭

他有哥哥和姐姐，可惜都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是个老酒鬼，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每天从中午一直喝到天黑。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懂他经历过什么，更没有人懂他在想什么。家里人早就接受了他“是个精神病”的事实。对他的待遇，也就是农村对待一个无用之人的底线：给他一口饭吃，给一件衣穿，由着他在村里游荡。

家里穷得叮当响，谁会想到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看心理？更没人想过把他换到一个不用面对闲言碎语的环境里去。他就这样被困在贫穷、愚昧和冷漠筑起的死水潭里，一天天往下陷。

九十年代初，我们家搬到了城里，后来我也很少回村，他的消息就渐渐断了。

直到前些年回老家，无意间聊起村里的旧人，才听说他早在2010年前后就没了，走的时候才四十来岁，一辈子光棍一条，无声无息地埋在了后山。

这么多年过去，每当想起他，心里总不是滋味。

他的悲剧，固然有个人的性格缺陷，但更大的原因，是那个落后的时代和闭塞的乡村。在那个连肚子都只能勉强填饱的年月，精神上的伤痛是不被当回事的，人一旦心理出了毛病，得不到半点疏导，只能任由它溃烂。

但凡他的家人稍微有点文化，能早早看出那是心病、带他去看一看医生；或者他能走通高考那条路，留在大学、生活在更包容的城市里，凭着他当年能给老师讲题的聪明脑子，这一辈子，又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他只是在那个荒芜的泥潭里，默默地把一辈子熬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