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知青往事回顾：当年的“顶替”是知青回城的另一条通道
讲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顶替制度，很多人会有一个印象：是给刚毕业的中学生留城用的。但对照上海当年实际执行情况，顶替的主力并不是应届中学毕业生，而是已经下乡多年的历届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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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顶替，就是国营企事业（包括大集体、小集体）单位职工退休、退职之后，可以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子女，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1978年国务院正式出台相关办法之后，这项制度在上海大规模推开，它最大的现实作用，是给大批滞留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开辟了一条回城渠道 。
据《上海劳动志》记载，1978‑1983年间，上海办理顶替近58万人，其中上山下乡知青占到32万人，超过总数一半以上 。这些人大多是老三届、70、72‑75届的中学生，早已离开校园，在农场、兵团、插队落户多年。对他们而言，顶替是继病退、困退之外，又一条珍贵的回家之路。
上海农场系统号称42万职工，其中知青约36万人，1979年至1980年10月，顶替回沪约11万人。
注：部分知青留在了农场或外地，回沪人数占安置总数的一半左右。
政策同时有明确限制：如果子女已经在外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是不能够办理顶替回上海的 。也就是说，已经在当地正式就业的知青，拿不到这张回城通行证；只有尚在农村的知青，才有资格申请顶替，而且必须单身。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孽债》等反映的就是当时那种情况，假离婚，有的后来成了真离婚；表现好的知青早早上调到当地企业，后来退休了拿着比上海同龄人少很多的外地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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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届毕业生能不能顶替？政策条文上允许，但现实当中用得不多，78-83届里考不上大学的，找工作不如父母单位牌子硬的，才不得已走顶替之路。70到77届应届中学生，分配进工厂的不需要顶替，中专技校毕业后进本地企业的也不需要，去外地企业的不在政策范围内，其余的并不依赖顶替这条路径。顶替名额稀缺，家庭一般会优先留给远在农村插队的孩子，而不是留在上海的应届毕业生。
当两个或以上子女都是知青时，而顶替名额只有一个，矛盾就显现了。那时我住辽源三村，隔壁一户人家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女主人早亡，男主人在纺织厂退休，73届的女儿（老七）在崇明农场，75届的小儿子（老八）在海丰农场。对此，老父艰难地做出反智的决定：舍远保近，顶替名额给了市郊农场的女儿。彼时，老八掩面嚎啕大哭冲出家门……一个人的命运有时不由自己掌握。
还很有时代感的家庭抉择：一户人家，一个子女在农村吃苦插队，一个子女上海本地待分配。父亲退休腾出来的顶替岗位，绝大多数家庭会优先给下乡的那一位，帮他回到上海。这才是正常的选择。
为了拿到顶替名额，不少父母选择提前退休，牺牲自己的工龄待遇，换得远在农村的子女归来。这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现实又无奈的取舍。
当然顶替也有局限：接班进来，大多只能承接父辈单位的普通岗位，不一定和个人的特长、文化水平匹配。到八十年代中期，顶替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回望这段往事，顶替不简单是一份工作，更是那一代下乡知青特殊的回城路径。它和上山下乡、病退困退、招工、考大学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70年代上海中学生跌宕的命运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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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欢迎评论区聊聊：你身边是不是大多是下乡知青靠顶替回到上海？见过哪些印象很深的家庭故事？（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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