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在办公楼里遇见了陈伯达。陈伯达当时已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当面训了范文澜几句,大意是: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点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沫若作自我批评就主动了;你年纪大了,不能要求你有多少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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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
范文澜当时已经73岁,一只眼睛在延安时就已经近乎失明,他的心脏也不好。当天晚上,范文澜连着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信中说:
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加增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否则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应爱护我为幸!
另一封信写给刘大年和另一位副所长黎澍,信中说:
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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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进行创作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打倒史学界的保皇党》指出,“保皇党”3个字指的就是范文澜。此后范文澜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日常工作也停了,他后来对人说:“说我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保皇党’,哎呀,究竟谁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
转机出现在1966年国庆,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到范文澜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毛泽东发话后,范文澜的处境好了很多。
1969年4月,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范文澜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在建国后极为罕见。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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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听后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
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这天范文澜兴奋得失眠了,此后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范文澜曾在日记里写道:
以后,我要规定工作时间,除非在工作时间外,可以接见一般来宾。此后非抓紧时间不可,否则如何在五年内完成主席给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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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范文澜因脑血栓住院,他在病房里还找人过来谈编写体例,谈下一阶段的写作分工。待到病情稍微稳定一点,范文澜就坚持出院,他说:“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
出院第二天,范文澜突发心脏病,再度被送进医院抢救,但最终没救回来。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去世,享年76岁。范文澜生前发表了100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自己未留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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