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冬，山西运城城下，徐向前站在一片并不宽敞的指挥位置上，面对的是第三次攻城仍未完全打开的局面。部队刚刚组建不久，许多战士缺乏攻坚经验，连续作战后难免出现急躁和畏难情绪。徐向前没有急着催促，而是重新分析战斗得失，调整部署，要求部队边打边学。
战场上的徐向前，和日常生活中的他判若两人。平时，他身材瘦削，话不多，走路也不显急躁。到了关键时刻，却敢于把有限兵力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敢于承担最重的责任。胡奇才后来回忆，这位首长“身体瘦弱，少语寡言，却有惊神泣鬼的勇武”，这句话说的不是外表，而是战场判断和临危决断。
徐向前的这种作风，很早便显露出来。1929年6月，他奉命前往鄂东北工作，担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那支部队名义上有几个团，实际兵力却十分有限，武器短缺，干部和战士大多只有二十岁左右。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参加红军，队伍的基础谈不上雄厚。
面对这样的局面，徐向前没有摆出“上级派来的干部”姿态。他先观察部队训练和地方情况，再从最具体的事情做起：改进战术，整顿队伍，带着部队打胜仗。少说，多做。当地干部和群众看得很清楚，一个外来干部能不能站住脚，不在于口号喊得多响，而在于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并不热衷于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他处理军政关系较为谨慎，遇到地方干部意见不同，也很少用命令式口吻压人。部下后来谈到他，常用“沉静”“谦和”这样的词。但这份沉静并不意味着缺乏主见，一旦判断形成，执行起来相当坚决。
1930年，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力量逐步发展，红一军成立，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就在这一时期，胡奇才参加红军，进入徐向前指挥的部队。那时的胡奇才还是基层战士，团长是王树声，连队干部中也有后来成为重要将领的王宏坤。小兵与名将之间，最初并没有传奇色彩，只有行军、训练和一场接一场的战斗。
徐向前善于从弱处找办法。部队装备差，他就强调利用地形和夜暗；兵员训练不足，他便把战斗当成课堂，要求干部在实战中总结。对敌情判断，他重视侦察和群众提供的情况，很少凭一时勇气贸然行动。这样的指挥风格，使部队在艰苦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能攻能守、行动迅速的特点。
转入解放战争后，徐向前面对的困难更加复杂。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相继出击外线，山西内线留下的兵力并不充足。徐向前接手后，一边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支援前线，一边扩编训练新部队。短时间内拉起数万人的队伍，并不等于马上具备正规军的战斗力，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把人变成兵，把兵练成能够攻坚的部队。
运城战役正是一次检验。前两次进攻受挫后，徐向前没有掩饰问题，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基层。他要求复盘火力配置、突击组织和协同动作，重新进行攻城训练。1947年12月16日，第三次攻城开始，战斗持续到月底，运城终于被攻克。战果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这支新部队在失败中找到了攻坚方法。
此后，徐向前指挥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部队越打越成熟。1948年6月至7月的晋中战役中，他以相对有限的主力调动地方力量，集中兵力切断和分割阎锡山部队，取得歼敌十万余人的战果，其中包括多个正规旅。战役规模很大，但徐向前并没有把胜利归于个人。向毛泽东汇报时，他反复谈到干部战士的作战、地方群众的支援以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
毛泽东曾询问晋中战役的打法，徐向前详细说明部署后，话锋转到太原作战。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担心难以长期坚持。徐向前说：“我怕身体撑不住。”这不是推辞，而是对战局负责。太原战役准备和实施期间，他的病情加重，彭德怀后来承担了前线指挥工作，战役于1949年4月24日结束，太原获得解放。
徐向前的勇武，因而并不只是冲锋陷阵。他更擅长在兵力不足、条件不利、部队尚未成熟时稳住阵脚，把一次失利变成一次训练，把地方力量逐步锻造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军队。胡奇才所记下的那种“少语寡言”，与战场上的果断并不矛盾，反而构成了徐向前鲜明的性格：平日沉默，临战敢断；外表清瘦，指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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