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冬，江苏邳县陈官庄，国民党军队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却没有把心思全放在突围上。他先是争抢撤离飞机，随后打着“非战斗人员还乡”的旗号试图出逃，最后竟在战火中操办婚事。
这段经历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荒诞，更因为它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后期的混乱：高级军官忙着保命，普通士兵困在饥饿与炮火之间，所谓指挥体系早已失去应有的秩序。
郭一予190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23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任教。第二年，经何叔衡推荐，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有意思的是，他还曾在大元帅府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受训，后来担任过航空局飞机工厂党代表。因此，陈官庄那场“抢驾驶座”的闹剧，并非完全不懂航空，而是把个人求生欲置于军令和伤员安危之上。
大革命失败后，郭一予退出共产党，转入国民党阵营。此后，他担任过团长、旅参谋主任、军政治处主任等职，却始终没有获得与黄埔一期身份相称的地位。到1948年，他才升任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主管人事、军法和后勤。
这个职位看似是文职，实际掌握着物资调配和人事审核，前来求情、送礼的人络绎不绝。相关回忆材料称，郭一予借视察部队之机收受财物，生活作风也颇受诟病。沈醉后来评价他，升不上去与品德、能力和政治选择都有关系。
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后，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歼，杜聿明集团从徐州撤退。原本“迅速撤退”的计划，因为蒋介石临时命令其回头救援黄维兵团而改变。结果，邱清泉、李弥等部以及大批随军人员，被压缩在陈官庄地区。
包围圈内缺粮少药，伤员不断增加。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接运高级伤员，时任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负伤后，也被列入撤离对象。飞机抵达简易机场时，郭一予却抢先坐进驾驶舱。
飞行员劝他离开：“长官，座位不能这样安排。”
郭一予回答：“我也懂飞机，挤一挤就能起飞。”
问题在于，他不是伤员，也不在撤运名单中。更糟的是，他占据驾驶位置后，现场人员争抢登机，秩序彻底失控。混乱中，飞机螺旋桨击伤一名军官，携带的金条和银元散落一地，机体也因碰撞和炮火受损，最终没有飞成。
高吉人仍留在机舱内，后来被解放军救治。郭一予则趁乱离开。一个中将为了争夺逃生机会，把本就有限的撤离通道搅成一团，这件事在被俘人员的回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逃失败后，他又打起了“平民通行”的主意。郭一予组织人员举起白布，写上“非战斗人员还乡团”，试图从阵地间穿过包围圈。由于队伍人数众多，且不少人仍穿军装，解放军误判其意图，鸣枪示警；国民党守军又误以为解放军进攻，双方交火，夹在中间的人群伤亡惨重。
几天后，郭一予再次带人尝试离开，仍旧失败，还被邱清泉以扰乱军心、擅离职守为由拘押。若不是杜聿明出面求情，他很可能在陈官庄就被处置。
真正离奇的事情，还发生在包围圈即将崩溃之际。郭一予遇到一名随家人逃难的年轻女子，材料中多称其为“珊珊”。标题所说的15岁，与部分回忆材料记载的18岁并不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她是平民，家中缺粮，处境十分被动。
郭一予以粮食和生活保障为条件，向女方家人提出婚事。战乱之中，普通家庭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场婚姻带有明显的胁迫色彩。45岁的中将，在部队即将覆灭时举行婚礼，实在谈不上风雅，更像是权力和欲望在末日里的短暂表演。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郭一予被俘，珊珊作为平民被另行安置。分别时，她曾说过“等你回来”之类的话。郭一予进入功德林后，仍时常念起她，甚至在梦中喊出名字。
沈醉曾劝他：“那姑娘未必是真心，只是当时没有办法。”
郭一予没有争辩，只说：“答应过的事，总不能不算数。”
这段牵挂究竟有多少真情，又有多少是困境中的自我安慰，外人很难判断。可以确认的是，郭一予此后在功德林接受了长期改造，前后达26年。1975年特赦后，他没有再见到珊珊。
晚年的郭一予转而整理黄埔军校和徐州“剿总”的历史资料，撰写了有关黄埔一期考生复试、徐州战局及个人经历的回忆文章，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若干材料。1982年5月，他在北京病逝，关于珊珊的下落，也没有留下确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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