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英：许大龄师的尊师重道与为学

我的老师许大龄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界公认的著名元明清史专家。我从1962年上他的元明清史课，此后与先生接触、交往数十年，学术上一直在他的教诲下成长，与先生有很深的感情。2022年12月18日是许先生百年诞辰，特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先师深深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许先生自1947年走上教育战线以后，至90年代中期逝世止，辛勤育人50余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更多的则为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其中蜚声学界、享誉海内外的名家也为数不少，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不凡成就。

许先生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予律己，宽以待人，在培养学生上可谓倾囊相授。他在教学方面十分认真。不论基础课还是专题课，尽管已讲过若干遍了，许多史料、理论，倒背如流，可是他每次上课，都要重新备课，重新写讲稿，在讲课时，字斟句酌，不肯稍有疏忽；同时又善于汲取学界研究新成果，他还在带学生学工时不断向工人师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改自己的讲稿。

许先生在教育领域可谓是双肩挑，既教书育人又要搞科学研究。在教书育人上，许先生生前多次说过，他“甘为人梯”，自觉地做“脚踏板”。事实正是这样。

记得1961年秋，我们入学之初，许先生就在历史系资料室里，将预先摆放在书桌上的图书一边指给我们看，一边讲解书的分类、内容和使用方法，把我们初步引进历史科学殿堂的大门。我现在依然记得，许先生当时穿着一身虽旧但整齐干净的中山装，给人朴实诚挚的感觉。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只从他简朴的衣着便贸然地断定他是一名“工友”，听着他头头是道、引人入胜的讲解，心里不住地赞叹：“真不愧是北大，连‘工友’都这么有学问!”

1962年底至1963年上半年，北大领导为落实“高教六十条”有关抓好学生基本功的指示精神，为全校文科一二年级学生开设《查检大图书馆卡片分类目录》的系列讲座，讲座由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教授领衔，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教授和王重民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政治学家赵宝煦教授、历史学家许大龄教授等分别主讲一个专题。他们的讲课内容完整系统，深入浅出，融教学和科研于一体，既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培养了学生独立搞科研所需的基本技能和技巧，颇受学生欢迎，每次上课的大阶梯教室都座无虚席，来得晚点的人只能坐在教室里的过道中。许先生当时讲的是历代典章制度、职官制度和历史年代的查找及其有关史籍的使用方法，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更感到，许先生的课使自己又朝历史科学殿堂的大门进了一大步。

许先生在给我们上基础课时，当时《中国史纲要》尚未出版，学生无教科书作参考，只能靠课堂记笔记。许多人都有些疑难问题需要问老师，而一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时称“调干”)由于基础较差，学习更为吃力。为此，许先生经常抽出宝贵时间，到教室、学生宿舍里作辅导，对基础较差的“调干”学生更下大力扶持，一方面鼓励他们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耐心地为他们解难答疑，受到了全体学生的热烈欢迎。另外，许先生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让每一个学生从历代正史中任意选一篇人物传记，用新式标点断句、分段，然后适当结合有关资料，写一篇文章，作为作业。这是我们初次尝试写论文，也是许先生引我们走上治学之路的开始。

许先生对我也一直持提携态度。使我难忘的是，在我1978年研究生复试前，许先生专门抽出宝贵时间为我解答疑难问题，帮我理清清史发展脉络。其景其情，时隔四十余年仍记忆犹新。我上研究生期间写了一篇《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送交许先生审阅。许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文章后，从观点、史料运用方面给了我不少指教，又亲自动手修改，后发表在《学习与思考》上。

1966年10月，我和同学关晶秋随许先生“大串联”，先后去了成都、重庆、遵义、贵阳、昆明、桂林。一路上，许先生结合当地情况，给我们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如成都武侯祠与都江堰、二郎庙，实地了解到都江堰的修成对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的重要意义，以及李冰父子的贡献，重庆渣宰洞先烈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遵义会议会址，昆明金殿与“逼死坡”等涉及吴三桂与南明永历王朝的斗争，等等。在“逼死坡”，我们还访问了当地一位居民，他告诉我们：“这里原立有一块永历纪念碑，前不久用于修公共厕所了。”许先生的教导，使我们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许先生对外国留学生也倾心相助。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吧。一次，我们几个人去看许先生，问他最近作了些什么事。许先生回答说，最近几个月，“一个外国留学生总问我问题，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我们听后非常感动。的确，在一般人眼里，像许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辅导一个外国留学生还不容易吗，何须认真准备、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呢?然而这正是许先生的伟大之处，是他“甘为人梯”、自觉地做“脚踏板”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学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由此，我想到，如果要选高校教师楷模的话，许大龄先生应是当之无愧的。

许先生对自己的老师怀有深深的感情。一是先后写了纪念著名史学大师陈垣、柴德赓、翦伯赞的文章，追忆先师们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以及“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他们“以火一样的热情把我们推入历史科学的大门”。同时也是向学界发出号召：学习先师们“对历史科学的热爱以及他们教书又育人的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史学的繁荣而奋斗”。

二是精心整理、审校先师的遗著。大约是1981年的一天下午，我去看望许先生。他对我说，他正在整理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一书，此举“不仅是为了纪念已故的柴先生，更重要的是使高校历史系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中青年获得更多的史学入门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学和独立科研的能力，也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添砖加瓦”。接着许先生略带遗憾地说，他手头可惜没有柴先生当年在北大开设《史料与史学》的讲稿，希望我能帮他找一本当年听课学生的笔记。我马上对许先生说：“我手头正有一本当年听课的笔记，下次来时一定带给您”。半年后，许先生对我说：“你的记录本记得非常全，内容也很多，甚至连当年柴先生讲课的形象都反映出来了。我很感谢你。”1982年9月，在许先生精心审校下，《史籍举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还以抱歉的口吻对我说：“忘记在书中写上你的名字了。”体现了许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性。

以许先生的学识和才华，他本可以有更多的著作留存人世间，但目前所见到的仅有《明清史论集》和《中国史纲要》(元明清部分)。对此，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说：“许先生的学问只发挥了四分之一。”但就从这四分之一中，我们也可看出许先生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

《清代捐纳制度》长达10万字，是许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主要代表作。该文以详实丰富的史料，展现了先生治学严谨以及科学性、创建性，填补了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空白，1950年由《燕京学报》作为专号出版，此后又在海外一再重印，至今没有第二本同名著作出版，充分反映了该文的科学生命力。

许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承担元明清部分的写作，此书现已成为不少高校的教学用书或参考书。其中元明清部分的许多观点、资料不断为后来一些学者所引用，成为他们“立家”的根本。这充分展现了先生治史的学力。

许先生在《北京史》中撰写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一节，全面论述了有明一代北京经济生活的全貌，在明代经济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

许先生在几十年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治学经验：“我一贯主张写文章要有‘五新'：选题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观点新。否则人云亦云，没有什么意思。”他的论文都贯彻了这一思想，成为学人学习的范文。

从上述成果看，许先生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为学界确实留下了价值不菲的史学遗产，再加其为人道德，一起成为学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供后来者学习与运用、继承与借鉴。

许先生在学界、学生、朋友中都有很高的威信，广受敬重。许先生逝世后，他的遗著经学生整理并捐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学生以《明清史论集》为名编辑出版。书出版后，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生撰写书评。2007年许先生的学生们自发地编纂了一本纪念他85岁诞辰的论文集，书出版后，历史系领导主持召开了一次纪念先生的学术研讨会。令人尊敬的明清史学大师王锺翰教授不顾高龄，亲自莅临大会，并做了对许先生高度评价的感人发言，使与会者深受感动与启示。著名明清史家、南开大学教授南炳文先生高度赞扬许先生为人、为学，特别赞誉许先生谦虚谨慎、不耻下问的高贵品质。许先生的学生、著名明清史家、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代表国家清史编委会，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以及来宾代表发了言。与会者纷纷表示要以许先生为楷模，为繁荣和发展历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2012年许先生90华诞，明清史大家何龄修教授撰写了《许大龄师的为人与为学——纪念许大龄教授诞生90周年》。所有这些，对继承与发扬许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极有裨益。同时也正如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许大龄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8日《家园》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