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夜,长江北岸的渡口一片忙碌。解放军战士把木船推入江中,炮火映着江面,渡江战役由此拉开序幕。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虽遭受重创,却仍控制着长江以南和西南大片地区,战争远没有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改变了解放战争的力量对比。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主动,但要真正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还必须突破长江防线,打掉华南和西南的军事支撑。渡江、衡宝、西南三场战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渡江战役的关键,不只是渡过一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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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把长江视为“天然屏障”,以汤恩伯集团负责南京、上海一线防务,并配备海军和空军力量。蒋介石集团希望依靠长江天险,争取时间整顿军队,甚至谋求“划江而治”。但人民解放军没有给对手留下喘息机会。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就在当夜,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广大地段发起渡江。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第四野战军一部和地方部队也参加了相关作战。
“江防能不能守住?”有人这样问。
“关键不在江有多宽,而在部队敢不敢上。”指挥员的回答很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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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利用夜色和炮火掩护,迅速突破多个江防据点。长江防线一旦被撕开,国民党军队原本分散配置的弊端便暴露出来,许多部队来不及组织反击,便被迫后撤。
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渡江战役从4月20日持续到5月底,人民解放军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人,长江以南的战略格局随之改变。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中心被迫南移,华东地区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相继落入人民解放军控制之中。
不过,长江以南并非一片空旷地带。湖南、广西一带,还有一支不能轻视的力量,那就是白崇禧统率的桂系部队。
白崇禧长期经营广西,桂军建制较完整,机动能力和山地作战经验都比较突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曾与桂军多次交手;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也曾遭到白崇禧部队的严密封锁。因此,人民解放军南下时,并没有把桂系当作普通的残余力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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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第四野战军主力向衡阳、宝庆一带推进,白崇禧试图集中兵力阻击。9月13日,衡宝战役正式展开。林彪、邓子恢等统一指挥南下部队,萧劲光等负责重要方向的作战,人民解放军采取迂回包围、分割突击的办法,寻找桂军主力的薄弱环节。
衡宝战役打得并不轻松。桂军凭借熟悉地形和较强的战斗组织能力,曾试图通过机动摆脱包围。解放军则不断切断其退路,把局部优势转化为合围态势。到10月中旬,桂军主力受到重创,衡阳、宝庆及湘南大片地区的局面被打开。
这场战役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桂系集团继续控制湖南、阻挡解放军南下的企图。湖南战场形势稳定后,人民解放军便具备了向广西、广东推进的条件。国民党在大陆的主要军事集团,至此已很难再形成大规模协同防御。
华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西南又成为新的战场。
渡江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把西南地区当作继续抵抗的基地。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地域辽阔,山地众多,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名义上的兵力规模仍然很大。人民解放军承担进军西南任务的,主要是第二野战军以及第十八兵团等部队。
西南战役于1949年11月开始。人民解放军没有简单地逐城硬攻,而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迅速切断敌军退路,迫使其无法依托川黔险要地形重新组织防线。
与此同时,西南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在加剧。四川的邓锡侯、刘文辉,云南的卢汉等地方实力派,先后选择起义或接受和平改编。这里面既有战场压力,也有国民党内部长期矛盾的集中爆发。军事进攻与争取地方力量相互配合,使解放军减少了不必要的城市攻坚。
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12月27日,成都解放,西南战役的主要作战结束。蒋介石于12月10日离开成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统治随之瓦解。人民解放军连续突破长江防线,重创桂系,再攻克西南腹地,三场大战彼此衔接,构成了三大战役之后最重要的战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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