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一道被长久回避的伦理考题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导读传统文化里有金子，也有垃圾。把金子捡起来，把垃圾扫出去，这才是对祖宗真正的尊重。

倘若一种文化只推崇殉身赴义的壮烈，却无法包容绝境求生的凡人，容不下战俘的尊严，纵使万般称颂博大精深，终究缺了最珍贵的人道底色与文明温度。

壹

战争开打，就一定会有战俘。

可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文化词典里，“战俘”这两个字带着一股洗不掉的晦气。它不像“伤员”那样令人同情，不像“烈士”那样受人敬仰，也不像“逃兵”那样有个明确的罪名可以审判。战俘是一个暧昧的、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存在。

你说他有罪吧，他可能只是弹尽粮绝、身负重伤，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说他没罪吧，可在很多人心里，“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个污点。

同样是打到最后一刻，在不少西方文化里，士兵放下武器、保全性命，是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尊重的事。而在我们这里，只要你成了俘虏，你就矮了一头，就得用后半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这种不公平，已经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流淌了几千年。

当然，为生存辩护，绝不是为叛变开脱。主动放弃抵抗、出卖战友、投靠敌方，那是另一性质的罪责，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我们这里说的是拼尽全力之后，因绝境而被俘的普通士兵。

贰

追根溯源，还得从儒家那套被封建统治者不断阉割、扭曲的“气节伦理”说起。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话本身没错。孔子、孟子说这些，是讲一个人在道义和生命发生冲突时，应当坚守底线。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是对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许。

可任何好东西，一旦被权力利用、被极端化，就会变成吃人的礼教。

封建统治者发现，“气节”这玩意儿太好用了。你跟老百姓讲国家利益，他们未必听得懂；可你跟他们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套简单粗暴的道德口号，特别容易深入人心。

于是，原本针对士大夫的道德自律，变成了针对所有人的硬性要求；原本是“可以选择”的高尚追求，变成了“必须做到”的道德义务。

对女人来说，丈夫死了你不能改嫁，最好是守一辈子活寡或者干脆殉夫，朝廷给你立个贞节牌坊。对军人来说，打败仗了你不能投降，最好是战死沙场，朝廷给你追封个谥号。

图源：网络

逻辑一模一样：用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去碾压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价值。把“死”美化成高尚的选择，把“活”丑化成可耻的退路。

这不是什么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糟粕。

叁

看看历史上那些真实的案例。

李陵，西汉名将，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八万匈奴骑兵。血战八天八夜，斩杀匈奴一万多人，箭尽粮绝，后援不至，被迫投降。他没有为匈奴带兵攻打汉朝，他只是活了下来。

结果呢？汉武帝勃然大怒，满朝文武落井下石。司马迁说了句公道话，被处以宫刑。后来有谣言说李陵在帮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信了，直接把他全家杀了。断了归路的李陵，最终终老匈奴。

两千多年过去了，李陵的悲剧还在被人讨论。可焦点永远是“李陵到底有没有变节”“李陵应不应该自杀”，很少有人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拼尽了全力的军人，有没有权利活着？

李陵《答苏武书》（图源：网络）

再看于禁。三国时期曹魏五子良将之一，樊城之战中被关羽水淹七军，兵败被俘。后来辗转回到魏国。曹丕表面上客客气气，封他为安远将军，暗地里派人往曹操的高陵里画了一幅壁画——关羽水淹七军、庞德宁死不屈、于禁屈膝投降。然后让于禁去拜谒高陵。

于禁看到那幅壁画，什么都明白了。回去之后羞愧难当，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

曹丕这一手阴不阴？太阴了。可为什么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指责曹丕刻薄寡恩，反而觉得于禁“晚节不保”、活该受辱？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潜意识里，战俘就是低人一等。你没死，你就是错的。

肆

对比之下，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演进路径，确有值得我们参照之处。

西方文化并非从一开始就懂得善待战俘。历史上，西方对待战俘同样残酷——古罗马把战俘当奴隶，中世纪的十字军照样屠城，二战中德军对待苏军战俘、日军对待盟军战俘，都是反人类罪行。

但关键在于，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无数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逐步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战俘伦理。这套伦理的核心，是区分“投降”和“叛国”，区分“军人的职责”和“个人的道德”。

一个军人，在弹尽粮绝、突围无望、继续抵抗只会造成无谓牺牲的情况下，放下武器，保全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这不是背叛，是理性的选择。他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职责，不应该因为“没有死”而受到惩罚。

这套理念，最终沉淀为《日内瓦公约》。公约明确规定：战俘是战争的受害者，不是罪犯；他们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保障；战争结束后应当被遣返；任何国家不得因为本国公民曾被俘而对其进行惩罚或歧视。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中第三公约即《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图源：网络）

肯定有人会说，《日内瓦公约》在现实中经常被违反，美国在关塔那摩不也照样虐待战俘吗？这话没错。但有规则和没规则是两回事；规则被违反和没有规则，也是两回事。正因为有了《日内瓦公约》，虐待战俘才成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罪行，才有可能被追究、被谴责。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化经过长期演进形成的人道理念，确实比我们传统文化中那套“宁死不降”的极端要求，更尊重生命，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

伍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会歧视战俘？

那我们来看看抗美援朝。志愿军被俘官兵，多数损失发生在第五次战役后撤阶段，与第三兵团、第六十军两级指挥失误直接相关。结果造成第180师被俘约4000人，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成建制损失最大的部队。

这几千人之所以成为战俘，首要责任不在他们。他们在弹尽粮绝、身负重伤甚至昏迷的情况下落入敌手，很多人拒绝背叛祖国，拒绝去台湾，最终选择回到大陆。

被俘志愿军战士（图源：网络）

可他们回来之后，迎接他们的是什么？

是审查，是甄别，是不信任的目光，是档案里永远抹不掉的“被俘”记录。很多人被开除党籍、军籍，很多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连子女的升学、参军、入党都受到影响。

指挥层的失误，凭什么由前线官兵用一生来买单？他们没有叛变，没有投敌，没有出卖战友。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因为上级的误判而成了俘虏。他们已经在战场上拼过命了，在战俘营里受过苦了，回到自己的祖国，本该得到抚慰和敬重，结果却是猜疑和歧视。

直到几十年后，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这些老兵的遭遇才慢慢被人知晓，才有人开始为他们正名。可那时，很多人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文化糟粕的力量。它不会因为时代变了就自动消失。它会沉在人的潜意识里，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跳出来，左右你的判断。

陆

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否定英雄和牺牲。一个民族永远需要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但歌颂英雄，不等于逼迫所有人都必须成为英雄；赞美牺牲，不等于把活着当成耻辱。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要求别人“宁死不降”的人，不妨问自己一句：如果是你在战场上，弹尽粮绝，身负重伤，你会怎么选？你有勇气拿起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吗？

要求别人容易，轮到自己就难了。正因为人性有软弱的一面，我们才更需要一套宽容的、人道的文化，去接纳那些不够“英勇”的普通人。

一个士兵，在战场上尽了自己的职责，拼到了最后一刻，然后因为命运的捉弄成了俘虏，他依然是值得尊重的。他不需要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气节，应该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审判别人的；应该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不是一种被迫的义务。

一个真正自信、真正成熟的民族，应该有能力区分“背叛”和“被俘”，有能力接纳那些不够完美的英雄，有能力对战争的受害者抱以同情而非苛责。

对待战俘的态度，就是一块试金石。它检验的，不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现代文明的理解。

让英雄得到敬仰，让战俘得到尊严，让每一个在战争中受尽苦难的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