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甘肃庆阳城外的刑场上，地下党员陈斌被押在警戒线中央。围观人群看似杂乱，国民党军警却早已混入其中，枪口藏在衣襟和人影后面。陈斌抬眼扫过人群，突然看见了几个熟悉身影，也立刻意识到，敌人布下的并不是一场普通行刑，而是一张等人上钩的网。
这句“家里有狗”，听着像是乡间的寻常提醒，实际却是地下工作中极其简短的警告：现场有叛徒，周围有伏兵，立即撤离。陈斌不是怕死，而是清楚，若让同志们为了救他闯进包围圈，牺牲就会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事情还得从庆阳局势骤变说起。
1947年，国民党军队控制庆阳后，在城内展开搜捕。地下党员、交通员和进步群众纷纷转入隐蔽状态，城内的联络关系随时可能被切断。陈斌当时拥有国民党方面的公开身份，正因如此，他能够在危险环境中继续活动，也承担起转移同志的任务。
他没有把人员集中到一处，而是将战友分散安置在城外偏僻住处，再寻找机会分批送出。这种安排看起来慢，却能避免一次暴露牵连多人。地下斗争最忌讳“人多声势大”，一个住处、一条道路、一次接头，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查的线索。
陈斌熟悉当地道路，也了解乡亲们的处境。他曾在农村开展工作，宣传土地政策，帮助群众识字。那些夜校并不宽敞，灯光也很微弱，但在特殊年代，能让孩子们拿起课本，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群众愿意提供消息、掩护人员，往往不是因为口号，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地下工作者平日里的作为。
为了把城外同志送到安全地点，陈斌穿上农民衣服，带着简单行装出发。十几里路并不算远，可沿途有巡逻队，还有临时设卡的士兵。走得太快容易引起注意，走得太慢又可能错过接头时间，只能一路观察，随机应变。
抵达一处简陋住处后，他与同志们商量后续转移方案。正谈到关键处，门外传来敲门声。陈斌立即将重要文件投入火中，确认暗号后才开门。来人是谷老四，曾与他们一起工作。
门刚打开，枪口便顶了上来。
“别动，陈斌，你这份功劳，我要交给上面。”
这句话让陈斌明白，谷老四已经叛变。紧接着，国民党军警包围住院落，屋内人员来不及全部撤离。陈斌被捕后，敌人希望从他口中得到地下组织的联络情况，先以利诱，后施以暴力，但始终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口供。
敌人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决定把行刑消息故意放出去。表面上是示众，实际上是设伏。他们判断，陈斌在地下党内有一定影响，只要把时间和地点传开，前来营救的人很可能暴露。
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陈斌被押往刑场那天，人群中确实出现了熟悉面孔。李叶也得到了消息，她知道这可能是陷阱，却无法轻易放弃营救。对地下组织来说，一名同志被捕，牵动的往往不只是个人安危，还关系到联络线是否暴露、其他同志能否继续行动。
陈斌很快看出异常。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李叶，也看见了谷老四。叛徒并没有远离现场，反而借着“协助抓捕”的身份，盯着每一个可疑的人。更危险的是，敌人已经把营救者可能出现的位置布置成了火力点。
陈斌没有时间解释，只能用最短的话提醒。
“家里有狗，快回去！”
李叶听到喊声后，立刻明白其中含义。那不是让她寻找什么，也不是对普通群众说的家常话，而是告诉她：这里有人设伏，谷老四已经变节，不能再靠近。
谷老四发现计划被识破，恼怒之下开枪。陈斌倒在刑场上，但李叶没有带人冲上去。她知道，陈斌用最后的喊话换来的，就是同志们撤离的机会。若此时贸然行动，敌人的伏兵便会达到目的。
“撤，不能让他白白牺牲。”
李叶带人离开后，敌人的诱捕落空。谷老四和何玉林原本想借陈斌作饵，把更多地下人员引出来，结果只抓到已经暴露的目标。对他们而言，陈斌的牺牲没有换来预想中的“战果”，反而使其叛变行径留下了更清楚的线索。
庆阳解放后，李叶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继续追查相关人员。谷老四、何玉林后来被捕，并受到法律惩处。那句“家里有狗”没有改变陈斌被处决的结局，却让准备营救他的同志避开了包围，也使地下组织保存了继续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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