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春，台北一处看守所内，萧明华已经被关押多月。她遍体鳞伤，身体极度虚弱，却始终没有吐露地下组织的秘密。听到看守人员准备将她处决时，她忽然抬起头，说：“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屈服的前兆，实际上却是她在绝境中争取到的一次传递消息的机会。敌人以为她终于害怕死亡，放松了戒心。谁也没有料到，这次探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见面地点就在狱中。
哥哥被带来时，看到妹妹身上的伤，眼眶立刻红了。萧明华说话声音很低，几乎只能让兄长靠近耳边才能听清。两名狱警站在旁边，密切观察兄妹二人的神情。
“家里都还好吗？”
“你放心，父母一直惦记着你。”
表面上，两人谈的都是家常。叮嘱父母，询问家中情况，没有一句涉及地下工作。狱警听了一会儿，见没有异常，警惕性渐渐降低。
萧明华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她从身边拿出一个药瓶，里面只剩下七粒鱼肝油，递给哥哥说道：“这瓶药快吃完了，你照着这个瓶子，再买几瓶吧。”
这句话很普通。
哥哥起初没有听懂，可接过药瓶后，他很快意识到，妹妹绝不会在这种场合无缘无故谈药。鱼肝油中的“鱼”，与“于”谐音；“七”在嘉兴方言中与“去”相近。鱼、七连在一起，便是在传递“于去”的信息。
“于”，正是朱芳春在台湾使用的化名“于非”的提示。
这是一场押上性命的提醒：于非必须马上撤离。
萧明华出生于1922年，浙江嘉兴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萧家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仍尽力供几个子女读书。她自幼喜欢文学，后来进入北平师范学院学习，曾得到台静农的指导。
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在求学期间结识朱芳春。朱芳春既是教授，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借助教学和交往机会，向萧明华介绍革命理论与时局问题。对这位年轻女学生而言，书本中的思想逐渐与现实社会连接起来。
1947年，萧明华毕业前后，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经过考察，决定吸收她参加秘密工作。恰在此时，台静农邀请她前往台湾师范学院教授国文。这个身份既真实，又便于接触社会各界，组织批准她以教员身份赴台开展工作。
她回重庆与父母短暂相聚时，只说自己要去台湾任教。父母看到女儿临别前反复叮嘱家事，只当她是因为远行不舍。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告别很可能就是诀别。
到台湾后，萧明华与化名“于非”的朱芳春以夫妻身份开展活动。两人搜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资料，再设法向大陆传送。那是一份危险而细密的工作，文件、联络、转移，每一个环节稍有差错，都会牵连多人。
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对岛内的控制，地下组织所处环境更加险恶。1950年2月6日，萧明华在住所被捕。此后，她遭受电椅、吊打、捆绑等酷刑，甚至被连续多日剥夺睡眠。
她没有招供。
审讯人员见始终无法突破，便宣称要将她枪决。萧明华提出见哥哥，敌人误判了她的心理，以为亲情和死亡威胁已经击垮了这位年轻女党员。
哥哥离开看守所后，立即设法破解药瓶暗号，并将消息传给于非。朱芳春迅速整理尚未转出的资料，开始撤离台湾。经过辗转躲避追捕，他于1950年3月22日抵达上海，将有关台湾军事部署的情报交给组织。
其中包括《台湾兵要地志图》以及海南岛、舟山群岛的防卫方案等资料。此类材料涉及军事设施、兵力部署和防务安排，价值并不在纸面本身，而在于它们能够帮助组织判断对手的防御重点与作战准备。
消息送出后，萧明华没有继续配合审讯。敌人发现受骗，恼羞成怒，对她施加更加残酷的刑讯，但她依然没有泄露组织情况。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被执行枪决，年仅28岁。临刑前，她曾给哥哥写信，希望死后遗骸留在台湾。那句话并非对故土无牵挂，而是她清楚当时的现实处境，不愿让亲人为遗骨再冒险。
直到1982年，哥哥才将她的遗骨带回大陆。家人这时才知道，那个一直被父母称作“华宝”的小女儿，早已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共产党员。
她后来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背面没有铺陈生平，也没有列举功绩，只留下战友朱芳春亲笔写下的三个字：“归来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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