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嫁入重男轻女家庭连生四女，得子时早已攒够失望

1943年，上海，《风雨谈》杂志刊出苏青《结婚十年》的开篇文字。那时的读者未必想到，这部作品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在于一个女人写了多少婚姻琐事，而在于她把家庭内部那些不能说、不敢说的冷漠，直接摊在了纸面上。

苏青原名冯和仪，出生于浙江宁波，曾在国立中央大学求学。她有才气，也有新式女性的见识，却在十六岁左右被家人许配给李钦厚。那不是一场完全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背后还牵连着家族安排、经济压力，以及弟弟继续求学的问题。

婚前，两人通信频繁。苏青从信件中感到亲近，以为这段婚姻或许还有感情基础。结婚后她才逐渐明白，李钦厚心中早有一位名叫瑞仙的女性。对方是寡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两人很难公开结合，于是苏青成了这场婚姻中被推到台前的人。

婚礼当晚，苏青因伤风卧床。门外传来的笑声，却让她听见了比病痛更难承受的事实：丈夫和瑞仙谈笑亲昵，甚至拿新婚妻子的病情作调侃。苏青后来在书中写下，那一刻自己“几乎气晕过去”。

这不是简单的争风吃醋。她刚嫁进李家，便发现自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像一间已经住进了旁人的屋子。偏偏在那个年代，女性一旦出嫁，退路极少，所谓体面，常常要求她把委屈咽回去。

苏青曾回到学校读书。她身边不乏倾慕者，其中有人符合她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她也并非毫无动心。然而怀孕之后，她主动退学，原以为生育只是人生暂时的停顿，等孩子出生便能重新回到课堂。事实却是，孩子一个接一个来到她身边，学业再也没有恢复。

李家看重男丁。苏青怀孕时，婆家人根据肚脐附近的感觉判断胎儿性别，听说可能是男孩，家中便显出喜色。等第一个孩子出生，产房里得知是女儿，原本热闹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有人甚至说，既然是女孩，何不换成男孩。

孩子没有错，错的是那套把传宗接代看得高于母女亲情的观念。苏青后来连续生下几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在战乱和困顿中早夭。每一次分娩，她承受的不只是身体创伤，还有来自夫家的失望。公公在躲避炮火时，仍念叨家中只有孙女，这句话落在产妇耳中，分量可想而知。

丈夫也没有成为她的依靠。苏青怀孕期间，李钦厚因夫妻生活受到影响而抱怨，甚至拿瑞仙作比较。苏青曾哭着问：“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还要娶我？”她提出离婚，起初更多是绝望中的反问，并没有真正摆脱婚姻的准备。

搬到上海后，家庭经济日益紧张。李钦厚工作更换频繁，家用常常捉襟见肘，可烟酒、舞厅和交际似乎总有钱。苏青开始替杂志写稿，靠千字稿费补贴家中。她白天照顾孩子，夜里伏案写作，有时还要一边写文章，一边替熟睡的孩子打扇。

有意思的是，她越能赚钱，丈夫越不愿承担责任。苏青要钱时，李钦厚常常只给一点，甚至让她先拿自己的稿费垫付。一次争吵中，她把自己花钱买来的小菜泼掉，李钦厚随即动手。怀孕的苏青没有躲，反而迎上去喊：“你打，你打！”

这声叫喊，不像求饶，更像一个人被逼到墙角后的反击。多年隐忍并没有换来体谅，反而让对方把付出视作理所当然。后来，李钦厚又与他人发生感情纠葛，家庭关系彻底失去遮掩。

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儿子元元出生后，李家终于如愿。可这个男孩并没有抹去苏青此前积攒的伤痕。她曾想为了孩子守住婚姻，甚至相信只要自己再忍一忍，丈夫或许会回头。遗憾的是，孩子能维系血缘，却未必能修复已经破裂的夫妻关系。

当婚姻走到尽头，苏青患上肺结核，身体和精神都承受重压。她与李钦厚最终办理离婚，没有铺张的仪式，也没有轰动的声明，只请朋友作证。离开那个家时，她带着孩子和病体，生活并没有突然变得轻松。

转机来自写作。经友人帮助，苏青进入电影公司从事编剧工作，也曾在上海沦陷时期进入上海市政府任职。由于与陈公博等人的关系，她后来背负了“文化汉奸”等历史评价，这段经历不能用文学成就轻轻带过，亦是她人生中始终难以摆脱的复杂印记。

《结婚十年》出版后广受关注。它没有把婚姻写成闺房里的风花雪月，而是写柴米、孩子、贫困、出轨、暴力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失语。苏青因此成名，与张爱玲并称，成为当时上海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

成名后的李钦厚曾向她借钱，也有人传达过复合的意思。苏青并非没有犹豫，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想保住的曾是家庭，不是那个不断伤害她的人。她拒绝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也拒绝再次把命运交给婚姻安排。

晚年的苏青经历了特殊年代的坎坷，曾在剧团工作，也曾被辞退并入狱，后来在文化馆谋得职位。1975年退休后，她领取每月四十三元的退休金，与女儿、外孙共同生活。1982年12月7日，苏青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临终前，她还念叨着想看一眼《结婚十年》，家中却一时找不到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