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改定学政制度，地方学校的管理不再只是布政使司衙门的附属事务。自此，负责科举教育的学政逐渐成为朝廷直接任命的差遣官，与地方督抚并行，却不完全听命于府州县行政长官。
这项变化，牵涉清代地方官制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地方官府负责钱粮、刑名、治安，儒学教官则负责学校、生员和日常课业。两套系统彼此交叉，并非截然分开。教官接受学政的考核，也要受到知府、知州、知县的约束。
清代学校分为国学和地方儒学。国学由国子监管理，地方儒学则设在府、州、县三级行政单位。省一级通常不设儒学，府学以教授为长，州学以学正为长，县学以教谕为长。这三类官员，便是各级学校的正官。
府教授为正七品，负责一府儒学事务；州学正与县教谕均为正八品，分别掌管州学和县学。品级相同，并不意味着职责完全一样，区别主要在于所属行政区域不同。按照清代铨选惯例，学正、教谕多由举人出任，教授还常由任职较久、资历较深的教官升任。
正官之下，另设训导，多为从八品，是教授、学正、教谕的佐官。训导并非独立主持一地学校，而是协助正官管理生员、督促课业、办理文书，必要时还要分担考试和训诫事务。一般来说，一所府州县学设正官一人，训导一人，个别文教事务较多的地方可增设训导，但人数不会太多。
有意思的是，清代还存在“复设教谕”和“复设训导”。这类职位并不完全属于正式编制，往往因地方生员较多、事务繁重而临时增置。它们的地位和待遇不如额设正官，却能缓解一名教官面对大量生员时的压力。
学政虽然不属于府州县教官，却是地方儒学系统的总负责人。清初沿用明代旧制，设提学道，起初与布政使司关系密切。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由朝廷以钦差名义派出，负责主持院试、巡查学校、考核教官，并掌握地方生员升黜。府教授、州学正、县教谕，实际上都要听命于学政。
儒学不是单纯的读书场所，也是生员取得身份后的官方管理机构。童生要经过县试、府试，才有资格参加院试；考取生员后，才能进入府学、州学或县学。各地学校又按规模分为大学、中学、小学，名称说的是学额多少，并非今天意义上的教育层级。
雍正二年以后，地方学额大体形成定制。大学一般取二十名，中学十五名，小学十二名。这个名额只是院试录取后进入学校的数目，实际参加考试的童生往往远超此数。清代科举竞争激烈，能够取得生员资格，本身就意味着跨过了一道很窄的门槛。
教官的法定职责，概括起来是训导生徒、考察课业、评定品行，并将结果报送学政。月课、季考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考试内容包括四书文、排律诗和策论等。教官要登记生员勤惰，分列等次，对品行恶劣或屡次缺课者进行训诫。
不过，制度写得完整，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乾隆以后，许多地方儒学逐渐流于形式，月课不能按期举行，教官与生员之间也常只剩下名义上的师生关系。教官既无力改变生员的功名追求，也缺少足够的经费和权力，学校教育自然日趋松弛。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收入。府州县教官只有俸禄，通常没有与行政官相同的养廉银。名义上是官，实际待遇却偏低，升迁渠道也较狭窄。经济上的困窘，加上地方事务的牵制，使部分教官无心讲学，甚至转而经营私人关系、干预考试。
到了晚清，一些地区出现通贿、滥举、纵容劣生等现象，儒学教官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教官个人品行，制度待遇、科举压力、地方官场风气和学校功能变化，都在其中起了作用。
所以，清代府州县教官并不是一个单独职位，而是由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以及部分复设教官共同组成的地方教育官僚群体。学政负责全省层面的督察和考试，府州县教官负责学校内部的训导与考课；地方行政长官虽不能完全替代学政，却仍对教官拥有一定的管辖和考核权。这种交叉关系，正是清代地方教育制度的实际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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