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2月3日凌晨，吉林通化红十字医院内，朝鲜义勇军战士郑炯锡捂着被军刀砍伤的手臂，仍守在门口射击。医院里没有炮火，惨叫声却接连不断。原本负责救治伤员的日本医护人员，已经撕下白大褂后的伪装，拿起手术刀、剪子和铁器，向病床上的民主联军伤员下手。
这场血案并非孤立发生。它是通化“二·三暴乱”中的一幕。1946年初，国民党特务与伪满旧人员、日本关东军残余势力相互勾连，企图在通化发动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
通化地处东北山区，日伪统治长达14年。日本投降后，民主联军接管城市，大批日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留用，原日军野战医院改为红十字医院。由于本地医疗条件有限，这些日本医生、护士暂时继续工作，医院也收治了从沈阳、锦州等地转来的我军伤员。
表面上，医院恢复了救治秩序。实际上，部分日本医护人员仍未放弃军国主义立场。红十字医院院长柴田久，原为日军军医，曾任关东军野战医院负责人。日本投降后，他留在通化，并与暴乱势力取得联系。
暴乱计划规定，2月3日凌晨4时，以电灯熄灭、玉皇山燃起三堆大火为信号，城内各处同时行动。红十字医院的任务更早一步：解除守卫武装，杀害住院伤员，把医院改造成接收日军伤兵的场所。
医院守卫力量很弱，只有朝鲜义勇军一个排。日方人员先借熟悉环境之便偷袭哨兵，抢走部分枪械和手榴弹。一名朝鲜义勇军战士当场牺牲，副分队长郑炯锡带伤抵抗，仍未能阻止敌人迅速控制医院。
随后，真正的屠杀开始了。
病床上的伤员大多刚从前线撤下，有人腿部负伤，有人身上缠满绷带，还有人只能依靠拐杖行动。面对突然变成凶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几乎没有还手能力。有人抡起拐杖反击，有人扑上去与敌人扭打，也有人咬住敌人的喉咙。可惜，徒手搏命终究难敌有组织的屠杀。
据通化战斗的相关回忆和史料记载，短时间内遇害的我军伤员有150余人。那些曾经包扎伤口的白色绷带，很快被鲜血染透。医疗器械本应救人，此刻却成了杀人工具，这种反差正是这起惨案最令人震惊之处。
医院守军突围后，消息传到通化支队。23岁的朝鲜义勇军五连连长高应锡奉命率部驰援。他带领三个排从三面包围医院，经过激战，击毙大批暴乱分子，俘虏数百人，重新夺回了红十字医院。
柴田久带着十余人逃入山中。医院内则留下了一批被俘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们刚刚参与屠杀，仍在叫嚷，并有再次闹事、里应外合的迹象。高应锡率主力前往别处增援后，医院由护卫排长朴光钦负责看守。
当时战斗尚未完全结束，城市各处仍有枪声，守卫力量又十分有限。朴光钦担心这些人趁乱夺枪或逃跑，于是下令对被俘的日本医护人员全部处决。这个命令没有经过层层请示，却是在通信中断、敌情混乱的情况下作出的临机决定。
“一个也不能放出去。”
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史料并无统一记载，但朴光钦下达处决命令的事实，在相关回忆中被反复提及。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针对普通医务人员的普遍处置，而是发生在暴乱武装已经屠杀伤员、并试图继续抵抗的特殊战场环境中。
同一时间，通化市内的战斗也进入最激烈阶段。日本暴乱分子进攻专员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和地方机关，守军依靠沙袋、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防守。天亮后，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各阵地开始反攻，暴乱势力很快失去统一指挥。
红十字医院的惨案，也让参战人员对日本暴乱分子格外警惕。朝鲜义勇军五连在医院作战时亲眼看到伤员遇害，随后继续投入市区清剿。逃入山中的柴田久最终被捕，藤田实彦等主要组织者也在搜捕中落网。
1946年2月5日，通化解除戒严。关于红十字医院遇害伤员的具体人数，不同材料存在差异，但日本医护人员参与暴乱并杀害我军伤员，是通化“二·三暴乱”中最惨烈、也最具特殊性的一段记录。白大褂没有改变他们曾经的军人身份，医院也没有成为他们逃避罪责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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