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谷牧赴西欧考察，受超高规格接待，回国后连讲７小时引人深思！

1978年5月至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士和联邦德国。代表团在瑞士伯尔尼看到的一座水电站，给不少成员留下了极深印象：装机容量约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这个数字太刺眼了。

同等规模的江西水口水电站，职工却有298人。差距并不只体现在设备先进与否，更反映出管理方式、自动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悬殊。谷牧后来回忆，那里许多设备已经由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也不需要安排人员值守。

这次出访，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友好访问。1978年的中国，正处在重新认识世界、寻找发展道路的关键阶段。谷牧分管对外经济贸易，法国总理巴尔访华时，曾主动与他握手，说自己很高兴同一位经济学家见面。

巴尔访华后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回访。中央经过研究，没有安排华国锋亲自率团，而是决定由谷牧担任团长。邓小平在谈到西方国家时，曾提醒他，不能只凭书本和宣传判断外部世界，还是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谷牧起初对西方社会的看法并不复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经济发展未必值得学习。邓小平没有长篇争论，只是反问了一句：“没有亲眼看过，怎么下结论？”这句话，促成了这次考察。

1978年5月2日，代表团抵达法国。法国总理巴尔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明确要求按照接待总理的规格安排谷牧一行。按当时惯例，警卫人员通常不参加宴会，但谷牧的警卫员袁增春后来回忆，法方不仅安排了正式宴会，接待规格也明显超出一般对等礼遇。

这种重视并非偶然。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士以及联邦德国，都希望同中国扩大贸易。比利时首相、丹麦首相分别出面接待，中国代表团还受到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的宴请。西欧国家在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放缓，工厂开工不足，资本、设备和技术都在寻找新的市场。

谈判桌上的气氛，也比代表团预想得直接。法国方面没有过多铺陈政治话题，而是把重点放在贸易和合作上：“中国需要什么，法国能够提供什么？”有意思的是，代表团尚未回国，法国金融界人士便赶赴中国，商谈贷款与合作事宜。

西德方面的表达更为积极。各州拥有较大经济权限，一些州长当面表示，可以为中国提供贷款、设备和技术。宴会上的数字未必能够直接兑现，却清楚说明了一个现实：西欧国家急于寻找市场，而中国则缺少资金、技术和现代化设备，双方存在明显的互补空间。

真正让代表团受到震动的，还是工厂和矿山里的细节。法国马赛一家钢铁厂年产约350万吨，职工约7000人；当时武汉钢铁企业年产量约230万吨，职工却有6.7万人。西德露天煤矿的大型挖掘机，几个人便能操作，一天产量达到几十万吨，而国内同等产量往往需要数量庞大的职工队伍。

交通方面的差距同样明显。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高速公路虽然只占公路总里程的一小部分，却承担了相当可观的货运量。那时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网络，许多代表团成员此前很难想象，道路本身也能成为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国前，代表团成员也做过准备，但亲眼所见仍然超出预期。有人第一次面对冰淇淋，不敢入口，解释说：“怕冷。”旁人打趣道：“那就先加热了再吃。”这类小插曲并不可笑，它说明长期封闭之下，生活经验和工业常识都出现了断层。

谷牧没有把注意力停留在新奇见闻上。他要求代表团尽可能多看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从生产组织中寻找差距。5月2日至6月6日，代表团考察了西欧80多个单位，回国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报告。

报告没有回避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大体在20年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差距还要更大。这个判断，在当时具有相当冲击力，因为它不仅涉及设备落后，也触及思想观念、经济管理和科技教育等多个层面。

6月22日，考察报告送达中央。六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听取谷牧汇报，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领导人出席。谷牧从下午3时30分一直讲到深夜，连续汇报约7个小时，内容包括西欧见闻、技术引进、经济管理和对外合作。

聂荣臻在会上表示，过去对西方的宣传存在片面之处，不能再只停留在议论层面，应当明确哪些技术需要引进、从哪些国家引进。邓小平则强调，看到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差距，更不采取行动。

会后，邓小平还专门同谷牧谈到引进问题，认为既然要做，就应当争取时间，缩短谈判到成交的过程。7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再次介绍西欧考察情况，推动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外国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定。谷牧那次西欧之行，并不是单独改变局面的某一个因素，却把国外的真实状况、国内的具体差距，以及可以利用的外部条件，集中摆到了决策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