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的诏狱把“不服”打成了“服”——杖政史谈之十四

作者：蒋丰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常常与雄才大略联系在一起。他北击匈奴，开疆拓土，推恩削藩，盐铁官营，把西汉王朝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但是，如果从“杖政史”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时代还有另外一张面孔：随着皇权不断强化，诏狱大量出现，笞打也越来越深地进入司法审讯过程，成为获取口供的重要手段。

《汉书·杜周传》中有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话：“不服，以掠笞定之。”短短七个字，几乎可以作为汉武帝时代刑讯政治的一幅缩影。

杜周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酷吏。他早年受到义纵推荐，后来又追随张汤，从廷尉史一路做到廷尉。班固形容他“少言重迟，而内深次骨”，说他办案大体模仿张汤，而且特别擅长“候司”。颜师古后来解释“候司”，就是“观望天子意”。皇帝想要打击谁，杜周便设法把谁罗织进去；皇帝想要释放谁，他便长期羁押审讯，逐渐显露其冤情。《汉书》原文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汉武帝时期司法政治的一个危险变化：司法官员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律令条文，还有皇帝的意志。

有人当面质问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所谓“三尺法”，就是写在竹简上的法律。你身为廷尉，负责天下刑狱，却不按照国家法律来裁判，而专门揣摩皇帝的意思办案，这难道也是司法应有的样子吗？

杜周的回答更耐人寻味：“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在杜周看来，所谓法律又是从哪里来的？前一个皇帝认为正确的事情，写下来就是“律”；后一个皇帝认为正确的事情，分条列出就是“令”。法律本来就是君主意志的产物，哪里存在一个可以独立于皇帝意志之外的“古之法”？

这段话当然不能简单理解成汉代没有法律。西汉已经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律令体系。但它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一种司法现实：当皇权高度介入案件的时候，成文法律完全可能让位于“人主意指”。而一旦司法官员开始以揣摩皇帝心意为第一原则，下面负责审讯的狱吏，也就很容易把获取皇帝想要的“结果”，放在查清事实之前。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书》紧接着记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

所谓“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下诏办理的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政治性极强，一旦进入其中，普通司法程序便很容易受到皇权压力。杜周担任廷尉以后，被拘押的二千石官员新旧相继，不少于百余人；郡国以及各大官府送到廷尉的案件，一年可以达到一千多件。大的案件，一案牵连数百人；小的案件，也可以牵连数十人。为了追捕证人和涉案者，近则数百里，远则数千里。

然后，班固写下了那句最值得“杖政史”注意的话：“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

这里的“掠”，就是拷掠、拷讯；“笞”，则是以竹木之类击打身体。必须说明的是，汉代的“笞”还不能简单等同于隋唐以后五刑体系中的“杖刑”。但是从中国身体刑罚制度的连续发展来看，它毫无疑问属于后来杖刑政治的重要前身。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不服，以掠笞定之”这句话所展示的司法逻辑。

按照正常的司法逻辑，是先查明事实，再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而在这种刑讯逻辑中，告发材料似乎已经事先确定了方向，负责审讯的官吏“因责如章告劾”，照着控告材料逐项追问。如果被审者不承认怎么办？

打。打到承认。于是，“不服”经过“掠笞”，最后就变成了“服”。

肉体在这里实际上成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人的身体承受不了棍棒，最终作出的口供，却可以反过来成为案件成立的依据。于是，笞刑就不再只是判决之后的一种惩罚方式，而是提前进入了案件制造过程：它不是在犯罪事实确定之后惩罚身体，而是在犯罪事实尚未确定之前，通过折磨身体生产口供。

从“杖政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极为重要。后世中国司法中所谓“刑讯逼供”，最可怕之处从来不只是板子打得有多重，而是板子能够改变证据结构。一个人口头说“不”，身体却可能承受不起一次又一次的笞打。于是，他不得不用一个“是”，换取暂时停止的疼痛。等这个“是”被写进案卷以后，肉体屈服的结果又被转化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供词”。

因此，板子不仅能够伤人，还能够“制造事实”。《汉书》随后给出的数字，更能说明这种制度化恐惧达到何种程度。班固说，诏狱牵连逮捕达到“六七万人”，而经办官吏在办案过程中又增加牵连“十有余万”。一听说自己可能被牵连作证，人们便纷纷逃亡藏匿：“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

为什么连去作证都要逃？因为一旦进入诏狱体系，你很难保证自己只是一名证人。案件在层层追查中不断扩大，口供之间互相牵连，而“不服，以掠笞定之”又意味着，只要你的回答与办案者预设的方向不一致，身体便可能立刻成为说服你的工具。这样一来，笞杖产生的就不只是疼痛，而且是政治恐惧。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杖政”这个概念。“杖政”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皇帝喜欢打人，或者哪个官员动不动打几十板。更深的一层，是身体刑罚怎样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它怎样帮助皇权取得口供，怎样帮助官僚完成案件，怎样让一个“不服”的人最终变成“服”，又怎样通过无数被打过或者害怕被打的人，把权力的意志传递到整个社会。

汉武帝未必亲手拿着笞杖站在廷尉狱中，但是一个“奏事中意”、善于“观望天子意”的杜周，却完全可以把皇帝的政治意志，一层一层传递到狱吏手中的笞杖上。

从皇帝的“意指”，到廷尉的案件，再到狱吏手中的棍棒，最后落到犯人和证人的身体上——这就是一条完整的权力链条。

所以，《汉书》留下的“不服，以掠笞定之”，绝不是一句普通的酷刑记载。

它真正值得写进《中华帝国杖政史》的地方在于：汉武帝时代，笞打已经不仅能够惩罚一个人的身体，也能够逼迫一个人的嘴巴；不仅能够制造疼痛，而且能够制造口供；不仅存在于刑罚的终点，也进入了司法事实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