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明朝中后期的蒙古人逐渐开始定居了。
很多人印象中蒙古人是可以满世界跑的，逐水草迁徙嘛，哪里有牧场就去哪里，去年在松原的嫩江畔放牧，今年来到西辽河边，明年准备搬家去克鲁伦河，后年去阿尔泰山看看。
这其实想多了，不可能的事情，司马迁写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时候紧跟着一句话叫“然亦各有分地”，不同的牧民是有不同的区域的，水草丰美的牧场就那么几块，你想占，别人也想占，都想要那就得打，谁赢了算谁的。
可这种无休止地内讧会导致自己也损失实力，继而给别人窥伺的机会，所以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平衡，不同的部族居住在哪儿，大致是固定的，可能这一块草原面积非常大，大到一头牛这辈子都从这头吃不到那头，但终究是有了无形的边界，不可能任意迁徙。
然而这种状态的草原，被一个人给改变了——铁木真。铁木真整合了蒙古各部，从此以部族为单位的草原诸部没有了，代之是千户制，也就是军政一体，这是一种基于政治力量而非血缘构建的体系，谁是千户谁就有绝对权威，虽然我爷爷还是个放羊的，但我现在是千户了，那我就有了对这个区域牧民的绝对管控权，即使你爷爷当年是该死的蔑尔乞人的族长那也没用，因为时代变了。
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草原上的无形边界消失了，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去蒙古打仗去，那边认的并非是部族，而是官职——我是千户，那我就听万户的，你是万户，你就听平章的，他是平章，他听太师的。这么一套丐版中央集权制让明朝对付草原很吃力，因为他们可以倚仗这种身份层级而在草原上任意躲避，毕竟带队的是“中央”，中央到哪儿都是地方，都可以任意处置。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千户制随着北元的消亡而消亡，在十五世纪前期，草原上慢慢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关系——鄂托克制。这制度介于部族制和千户制之间，共同游牧的牧民组成鄂托克，这点类似于部族，但鄂托克首领却是上级领主任命，这又和千户制有点儿像。
明朝中期的时候草原上出来了猛男叫巴图孟克，也就是达延汗，这哥们儿重启了分封制，把各个鄂托克和小部落合并为万户，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就是六个超级部族，这让达延汗一度拥有了大举袭扰明朝的资本，但代价就是等他死了之后这种部族迅速退化回铁木真之前的部族状态，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甚至刀枪相向，各部的牧场逐渐固定，草原再次回到无形边界状态。
部族位置固定的同时，牧民区域也逐渐固定，因为人民有信仰了！
藏传佛教。
嘉靖时期开始，乌思藏的喇嘛们不断前往辽阔的大草原传教，于是淳朴的牧民们很快喜欢上了这种新式玩意儿，随着万历六年仰华寺会晤，俺答汗和索南嘉措互赠尊号，藏传佛教迅速席卷整个内外蒙草原。信教就得建寺，于是草原上出现各种的召庙，比如万历三年土默特的美岱召，万历七年板升城的大召寺，而牧民也像穆斯林一样，围绕这些喇嘛庙开展生产生活，放牧区域进一步缩小和固定。
同时，草原上还热衷于效仿中原，开始筑造城池，比如俺答的板升城，比如林丹汗的查干浩特城，还有赵王城等辽金元时期的古城也纷纷被重新启用，大家住在城子里，定期去不远处的喇嘛庙洗涤心灵。
其实我非常不理解林丹的建城行为，俺答建城是因为丰州川是一块上等的农垦区，非常适合种地，但是查干浩特城却是建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的土层非常薄，基本不能开垦，连放羊放多了都会沙化。林丹在这儿建城图什么呢，打羽毛球方便吗？
这种定居行为，叠加明朝持续二百多年的经济封锁，导致的结果就是等到清朝崛起的时候，他们连个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尤其是漠南蒙古，因为地盘固定，打败了跑都没地跑，而且定居导致不可移动的家当越来越多，满洲人打过来之后，“人员能转移，家产搬得走吗？”
准噶尔之所以灭得那么费劲，就是因为卫拉特蒙古始终没走这一步，所以每次打仗的时候清朝都得赌，赌这次能不能逮住他们的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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