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AI时代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失衡及政府新职能（万字长文）

冯明资料图。本文来源：本文完整版发表于《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2026年第2期。

本账号接受投稿，投稿邮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经济增长的

“速度”与“宽度”——兼论AI时代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失衡及政府新职能

冯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宏观政策与评价研究室主任

注：本文完整版发表于《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经济增长的“宽度”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及参与者的普遍性，以及经济增长惠及人群的广泛程度。本文倡导，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增长“速度”，还要关注增长“宽度”。当前，自动化、互联网、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增长“宽度”收窄的挑战，使“生产（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面临梗阻，造成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的扩张慢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出“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未来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经济增长“宽度”收窄的压力还将持续存在乃至加剧。如何拓展经济增长的“宽度”，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的平衡发展，推动经济由“供强需弱”转向“供需双强”，正在成为AI时代宏观经济治理持续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为此，政府亟须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消费等环节履行好新的职能，推动AI广泛惠及更多产业和人群。这将是AI时代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需要持续深入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还在于经济增长通过就业所惠及的人群范围在收窄。一方面，高端制造、人工智能（AI）等行业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带动就业较少；另一方面，房地产、生活服务业等带动就业较多的行业，增长速度却明显减慢。行业的“GDP创造力”与“就业带动力”之间存在失衡。现实中，普通个体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感知较为间接，对实际GDP增速等抽象指标的小幅变化并不敏感，但对经济增长通过就业等渠道惠及人群范围的宽窄变化的感知则要直接得多，也敏感得多。可以说，经济增长通过就业惠及人群面的收窄，是导致一段时期以来微观居民体感与宏观经济数据之间存在较大温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一般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居民预期偏弱等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受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增长通过就业惠及人群范围收窄有关。

当然，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方式不仅在于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和收入，还在于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和服务。当前，在就业渠道惠及人群范围收窄的同时，消费渠道惠及人群范围宽窄的变化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就业和工资增长压力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供给端生产供应能力充足、产品和服务种类丰富、消费品价格上涨较慢甚至部分消费品价格出现了绝对下降，这些对居民消费而言则是有利因素。

本文尝试从学理上提出经济增长的“宽度”这一概念，用其指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及参与者的普遍性，以及经济增长惠及人群的广泛程度。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在供给端，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来惠及劳动者；另外一种是在需求端，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来惠及消费者。本文将前者称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宽度”，将后者称为经济增长的“消费宽度”。

本文的核心论点如下：其一，自动化、互联网、AI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增长“宽度”尤其是就业宽度收窄的挑战。其二，就业宽度收窄会使“生产（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面临梗阻，制约社会购买力的增长，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呈现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其三，未来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和推广应用，经济增长“速度”与“宽度”之间的分化、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其四，在AI时代，市场之手、政府之手、平台之手如何协同配合，在保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速度”的同时，着力拓展经济增长的“宽度”，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购买力平衡发展，将构成宏观经济治理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也将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

二、概念提出：经济增长的“宽度”

经济增长的“宽度”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及参与者的普遍性，以及经济增长惠及人群的广泛程度。这是经济增长研究中区别于“速度”维度的一个新概念：速度维度针对的是当期经济规模与前一期经济规模的关系，而宽度维度针对的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关系。

（一）“就业宽度”与“消费宽度”

概要而言，经济增长惠及人的基本渠道有两种：一种是在生产端，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来惠及人；另一种是在消费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而提高消费者的效用（utility）来惠及人。因而，经济增长的“宽度”概念又可细分为两个子概念：

其一，生产端的“就业宽度”。例如，某个行业的“就业宽度”可以用其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来衡量。假设行业A在T期雇佣了1000万名员工，可以认为其在T期的“就业宽度”为1000万人。如果到T+1期，行业A雇佣员工的数量增长到1100万人，那么其“就业宽度”拓宽了10%；反之，如果行业A在T+1期雇佣员工数量减少到900万人，那么其“就业宽度”则收窄了10%。当然，就业人数只是对“就业宽度”最为简化的一种理解和度量，除此之外，还应将工资水平、就业稳定度等因素纳入对“就业宽度”的考量。

其二，消费端的“消费宽度”。例如，某个行业的“消费宽度”可以简化地用其覆盖消费者群体的人数来衡量。假设行业A在T期服务的消费者人数为1亿人，可以认为其T期的“消费宽度”为1亿人。如果到T+1期，行业A服务的消费者人数增长到1.1亿人，那么其“消费宽度”拓宽了10%；反之，如果行业A在T+1期服务的消费者人数减少到9000万人，那么其“消费宽度”则收窄了10%。同样，消费者人数也只是对“消费宽度”最为简化的一种理解和度量，除此之外，还应将消费频次、消费金额等因素纳入对“消费宽度”的考量。

以上讨论的是“就业宽度”和“消费宽度”的绝对水平。除了关注宽度的绝对水平之外，在经济分析中还需要关注“就业宽度”和“消费宽度”的相对水平。假设T期经济中的总人数为2亿人、劳动力人口总数为1.2亿人、消费者总人数为2亿人，那么：以劳动力人口总数为分母，可以认为行业A的“相对就业宽度”为8.3%（1000万人/1.2亿人）；以消费者总人数为分母，可以认为行业A的“相对消费宽度”为50%（1亿人/2亿人）。

进一步地，本文提出“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的概念，用“就业宽度”除以“消费宽度”来衡量。仍以行业A为例，它在T期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为1:10（1000万人/1亿人），即1单位就业者服务于10单位消费者。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农业经济活动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相对较高。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一个拥有2个劳动力的小农户，一年到头辛勤耕作，也仅能养活全家3～5口人。以均值估算，其“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约为1:2。现代制造业由于具有资本密集、规模经济效应等特征，因而“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相对较低。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23年我国汽车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为550万人，当年全国汽车产量为3010万辆，那么可简化地认为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约为1:5.5。其他一些细分制造业门类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则更低，例如2023年我国计算机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为110万人，当年全国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为3.3亿台，那么可粗略地认为计算机制造业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约为1:300。服务业内部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而言，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相对较高。以婴儿照护为例，一位住家育儿嫂在特定时间内通常只能照料1个婴儿，其“就业-消费宽度比率”为1:1。相较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兴起的数字服务业的“就业-消费宽度比率”则要低得多。以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为例，2025年末雇员人数为11.1万人，而其产品中仅微信APP国内版和国际版的月活账户数就达到14.18亿个，意味着其“就业-消费宽度比率”达到1:12775。再以AI企业OpenAI公司为例，2025年其员工人数约为4000人，主要产品ChatGPT的周活跃用户数超过8亿人，其“就业-消费宽度比率”更是达到1:200000。

（二）经济增长宽度分析的现实意义

提出经济增长的“宽度”等概念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些挑战，诸如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一般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内卷式”竞争加剧等现象，究其根源，不仅在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还在于经济增长“宽度”的收窄。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增长“宽度”收窄对于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不亚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

其次，在AI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加速推广的背景下，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可能进一步放大。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宽度”收窄的趋势还会延续，进而对“生产（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造成梗阻，制约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的扩张，带来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之间的不平衡，并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说农业时代的经济增长研究可以忽略宽度分析，工业时代由于有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效应，宽度分析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重要性尚未充分体现，那么，在AI时代，宽度分析将成为经济增长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相较而言，由于零价产品和服务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步上升，传统上以价格为权重标尺的GDP增速等“速度”指标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指示意义则有所减弱。

再次，在政策应对层面，传统的逆周期调控以经济周期理论为基础，政策意图旨在平滑经济增长速度的短期波动、防止宏观经济过“冷”过“热”；而本文认为，宏观调控除了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之外，还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宽度”，除了以“速度”为导向实施逆周期调控政策之外，还需要以“宽度”为导向拓展经济增长在人群中的普惠度。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一点，本文倡导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引入“宽度”概念及“宽度”分析，最鲜明的理论特征是以人为本。传统上有关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以经济规模尤其是增加值规模为研究对象，针对的是增加值规模在当期相对于前一期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宽度”分析的研究对象是人，针对的是经济活动通过生产和消费而惠及人群范围的宽窄。

（三）经济增长“速度”与“宽度”的关系

按照“速度”与“宽度”两个维度，可将经济增长的状态划分为四种（表1）：“状态一”是速度快、宽度宽的经济增长，“状态二”是速度快、宽度窄的经济增长，“状态三”是速度慢、宽度宽的经济增长，“状态四”是速度慢、宽度窄的经济增长。此处所谓的快、慢、宽、窄都是相对意义上的，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下面简要举例说明四种状态的经济内涵：

“状态一”是最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就属于这种状态。一方面，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实际GDP增速达到10%；另一方面，惠及的人群面较广，创造了大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增就业岗位。

“状态四”是最差状态。中世纪的欧洲大体属于这种状态。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只惠及了封建领主、宗教人士等少数人，大部分普通人处于贫困状态。

“状态三”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增量产出较少，惠及人群的范围不可能很广。

“状态二”是新科技革命爆发后，在自然秩序下往往容易陷入的一种不佳状态，但存在制度改进空间。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体属于这种状态。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新技术通过就业惠及的人群范围比较有限，甚至加速了机器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然而，积极的一面在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为拓展经济惠及人群范围创造了空间，如果辅之以合理的制度设计，就可能将经济增长由速度快、宽度窄的“状态二”，引导向速度快、宽度宽的“状态一”。这也是为什么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健全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公共政策拓展经济增长惠及人群的宽度。

速度

“状态一”：快、宽

“状态三”：慢、宽

“状态二”：快、窄

“状态四”：慢、窄

表1 经济增长的四种状态

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各个行业的增长，因而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也需要与中观层面的行业增长分析相结合。上述四象限分析框架也可用于探讨行业增长问题。不同行业的增长状态，以及同一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状态，可能处于四象限的不同位置。举例而言：“状态一”的典型案例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期的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其增长速度快，通过就业惠及的人群范围广。“状态二”的典型案例是当前的AI大模型行业，其增长速度极快，但国内外几家AI大模型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相对于其产品的用户人数而言要少得多。“状态三”的典型案例是餐饮、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公用事业、市政交通等公共服务业，其增长速度有限，但就业面相对较宽。“状态四”一般属于利基市场（niche），例如古董字画收藏、手工艺术品制作等，其一般情况下规模增速和就业面均较为有限。

经济增长“速度”和“宽度”之间并非完全独立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能够为惠及人群宽度的拓展创造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宽度的拓展，也有利于通过扩大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反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可能降低企业投资和招聘的意愿，不利于就业宽度的拓展和居民消费增长，而后者又会反过来抑制经济增长速度。

三、AI时代经济增长面临宽度收窄的挑战

当前，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广泛影响。一方面，AI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AI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宽度”，对社会购买力和社会消费力扩张带来不确定性。关于AI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文献中已有较多研究，下面主要讨论AI对经济增长“宽度”的影响。

（一）AI对就业宽度的影响

AI对“就业宽度”的影响，既存在拓宽机制，也存在收窄机制。

1.收窄机制

一是劳动增强效应。AI技术能够为劳动者赋能，提高人类劳动的效率，使得一些原本需要由多人完成的工作，在AI技术辅助下，变为只需要少数人便可承担，于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导致就业岗位数量减少。目前，在会计审计、法律服务、文字编辑、视频制作、程序编写等领域，由于AI的劳动增强效应而引发企业裁员的例子已经大量发生。

二是劳动替代效应。在一些领域，AI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完全替代人类劳动。例如，AI自动驾驶替代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的驾驶劳动，从而减少了后者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既可以视作AI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也可以视作AI孕育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对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替代。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替代了原有的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AI制作的画作、短剧、电影，替代了原先人类画家绘制的画作、人类演员表演的短剧和电影。

实际中，劳动替代效应与劳动增强效应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一方面，即便在劳动增强效应的场景下，AI对劳动者甲的效率增强，也往往意味着对劳动者乙的替代；另一方面，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劳动增强效应可能逐步提升，最终实现对一些领域或环节人类劳动的完全替代。当前，AI技术仍处于发展早期，诸如自动驾驶、AI短剧这样完全替代人类劳动的例子尚不多见，AI在多数领域对劳动的影响是增强，而非完全替代；但未来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越来越多的领域，AI的劳动增强效应可能演化为劳动替代效应。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AI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并非无限度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边界，既包括技术意义上的边界，也包括经济意义上的边界。AI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既取决于AI技术的进步速度，也取决于AI成本与人类劳动成本的相对大小。只要AI成本不降至零，就难以完全取代人类劳动。尤其是对于复杂决策、照料护理、情绪安慰、人文关怀等复杂劳动而言，AI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经济意义上都很难完全取代人类劳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应当对人类劳动的价值抱有信心。

三是经济循环效应。在其他因素不变且缺乏适应性政策调整的情况下，AI对劳动的替代会导致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降低，抑制居民部门的有效消费需求，从而反过来对供给端的生产活动造成制约，进而影响就业岗位创造。换言之，AI技术的快速发展运用可能对“生产（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造成梗阻，并进一步反作用于就业。相较于劳动替代效应和劳动增强效应而言，经济循环效应的作用机制虽然更为间接和隐晦，但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范围却更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2.拓宽机制

一是就业创造效应。AI在对一些领域形成劳动增强和劳动替代效应的同时，也会在另外一些领域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例如，AI的规模化运用离不开巨量的算力、电力基础设施投资，而投资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过程需要大量人类劳动，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二是收入效应。AI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全社会总收入的提升。尽管这些总收入如何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分配仍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至少理论上为扩大经济循环拓展了空间：在适当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的配合下，AI有可能带来全社会人均收入和社会购买力的普遍提升，以及社会消费力的扩张，从而促进“就业宽度”的拓宽。

三是相对价格效应。随着AI带动一些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会随之下降，于是家庭可以将节省出来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例如，自动化制造技术近年来大幅降低了同等质量汽车的销售价格，使得普通家庭花费在购车上的支出相对减少，从而腾挪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旅游、医疗护理、养老等其他消费，进而带动相关领域就业。

综上所述，AI对“就业宽度”的净影响，取决于多重机制的相对作用强弱。在AI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各种机制的相对作用强弱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在AI发展的早期，其就业拓宽效应大于就业收窄效应；而当AI发展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之后，其就业收窄效应将超过就业拓宽效应。但即便从短期看，就业收窄效应对部分群体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和阵痛也不容忽视；而在未来中长期，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推广，“就业宽度”收窄的挑战则更须引起重视。

（二）就业宽度收窄对经济循环的影响

就业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枢纽，是决定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因而就业宽度收窄可能进一步对经济循环的其他环节带来宽度收窄的挑战。

首先，“就业宽度”收窄可能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长期以来，劳动报酬是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分配制度不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势必会引起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推动AI使用成本的下降，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均衡状态下较大一部分人类劳动的市场价格趋于下降，这会从更深层次上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念。

其次，“就业宽度”收窄容易引发有效需求不足。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会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容易弱化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抑制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和消费倾向降低两者叠加，共同对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制约。

再次，“就业宽度”收窄还会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不利于稳定和提振经济增速。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循环体。如果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持续存在，就会对经济循环造成梗阻，反过来作用于供给端的生产决策，导致劳动、资本要素利用不充分及机器设备闲置等问题，并弱化企业的投资意愿。如果供强需弱的矛盾持续得不到有效化解，那么“强供给”也可能被“弱需求”拖拽向下，从而引发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风险。

最后，除了上述经济层面的影响之外，稳定、包容的就业环境还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石，“就业宽度”收窄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同样需引起高度关注：一是“就业宽度”收窄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尤其需要防范就业和收入“极化”风险。二是如果“就业宽度”收窄和失业率上升超过一定阈值，则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三是“就业宽度”收窄还将对社会活力和创新活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科技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越是在就业形势宽松的环境中，技术创新往往更为活跃，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度也越高；而在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度会降低，从而对技术创新造成一定抑制。

四、政策启示：AI时代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平衡发展

上述围绕经济增长“宽度”的分析，不仅是一种理论探讨，同时也对AI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尤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之间的平衡，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一方面，AI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的一个焦点，我国必须在生产侧坚定不移地推进AI技术创新，着力培育壮大相关产业。另一方面，伴随着AI发展，政府亟须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消费等环节履行好新的职能，推动人工智能广泛惠及更多产业和人群，对冲AI技术引发经济增长“宽度”收窄的潜在挑战。下面分就业政策、分配政策、消费政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内容主要是着眼于中长期的政策思路探讨，而非针对当下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就业政策

在AI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稳就业，尤其是对冲技术性失业带来的“就业宽度”收窄风险，将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

其一，强化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导向。宏观政策在继续关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等目标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对就业目标的重视程度，提高就业在政策目标中的权重，将稳就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一是将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结构性货币政策、国有土地使用权供给政策等与企业创造就业的绩效相挂钩。二是在税制设计和税率设定上，将对象行业的吸纳就业情况作为重要考量因素，逐步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税收负担。

其二，拓宽就业渠道，丰富就业形态。一是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充分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功能。二是为新就业形态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加强灵活就业领域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对多种就业形态的适配性。三是增强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对新就业形态的包容性。历史上，“劳动”“就业”“工作岗位”等概念的内涵始终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当前，数字经济和AI技术正在催生大量新的就业形态。与传统观念中主流的定时上下班、固定地点工作、按月领取工资的就业形态不同，未来大量新增就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资计酬方式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缺乏固定的实体工作地点、工资计酬方式更加多元化、发放周期不再以月为单位等。类似情况近年来已经逐渐增多，未来还将变得更加普遍。

其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优化人力资本培育结构。一是提高教育供给与市场人才需求的匹配度。科学研判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影响，适时调整优化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二是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技工院校的办学层次，按照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工读融合等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发展。三是在基础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加强青少年有关人文素养、AI技术、职业启蒙等方面的通识教育，提升新一代国民对AI时代的适应能力。四是健全以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政府公共培训为基础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引导劳动者终身学习、不断更新职业技能，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

其四，动态优化节假日规定和休假配套制度，科学平衡就业与休闲的关系。在决定居民效用的函数中，消费和休闲是两类基础变量。消费取决于收入等因素，收入又取决于工作时长和工资水平，而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长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未来，在AI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显著进步的条件下，产出一定数量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总时间下降，这为增加人均休闲时间创造了可能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社会劳动总时间下降，市场竞争的力量也倾向于推动劳动力市场朝着“就业人数减少、员工人均工时不变甚至延长”的方向发展，这在微观层面容易使个体陷入争先延长劳动时间的“囚徒困境”博弈，在宏观层面则导致就业宽度收窄。2016年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中国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不仅并未缩短，反而总体处于延长态势，其中青年群体更是如此：一方面，16～24岁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不含在校生）持续处于大约16%的较高水平；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的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却在延长，20～24岁青年群体由2015年12月的46.22小时/周延长到2024年12月的47.70小时/周，16～19岁青年群体则持续处于48小时/周以上，2024年12月更是延长到49.90小时/周。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宜朝着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引导劳动力市场朝着“就业扩面、人均工时适度缩短”的方向发展。具体措施如：适度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引导和监督企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试点推行“一周4.5天工作制”或“一周4天工作制”等。

（二）分配政策

AI技术在引发生产力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构建科学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成果的合理分享，形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格局，将是未来AI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其一，分阶段健全社会保障体系。AI技术的快速发展，既增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也为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创造了更为充分的条件。一方面，尽管短期内AI的就业收窄效应与就业拓宽效应孰强尚存争议，但中长期内AI对就业的冲击加大是基本确定的，这增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在AI对劳动力形成规模化替代的同时，AI也较大程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这有助于从总体层面缓解社会面临的供给约束，从而为健全社会保障创造更大空间。短期内，由于AI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政策重点可放在完善失业保险上，为受AI冲击而失业的群体提供缓冲垫。中期内，当AI发展到一定阶段、替代就业范围明显扩大之后，失业保险机制不再足以应对AI变革，届时需加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蔡昉，2025）。长期内，当AI提升社会生产力的能力达到一定阈值之后，针对部分群体的、附条件的转移支付，有望逐步整合升级为针对全体居民的、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强调的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兼顾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分阶段稳步推进。

其二，创新和优化税制结构。税收制度是国家制度构建中一个基础性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财政可持续性，而且会影响经济效率、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历史上，税收制度总是随着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税收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在原本面向土地和劳动要素征税的基础上，资本要素成为新的征税对象和重要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活动的税负下降成为基本趋势，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农业税负都已降至较低水平，甚至由政府对农业进行额外财政补贴，我国也从2006年起停止征收农业税。当前，数字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以及AI技术的迅猛发展，既对原有税收制度的运行带来了若干挑战，也对创新和优化税制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学理上看，在数字经济和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税收制度改革宜遵循以下方向：一是逐步降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税负。未来当AI对就业的替代达到一定阈值时，可采取类似于过去停征农业税的办法，停止对某一程度以上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征税。二是推动劳动要素税收负担随着AI替代劳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降低。例如，合理降低个人所得税中面向工资薪金所得部分的税率，适时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探索建立面向数据要素和AI价值创造的新税种。具体路径上，可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原有税种进行改造，增强其对数据要素和AI经济活动的适配性；也可研究论证设立新税种，如数据资源税、机器人税等。

其三，在初次分配环节探索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数字经济和AI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一方面，数据要素在生产活动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深度参与价值创造。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主体，在信息汇集与分发、价格形成、资源配置、引导企业生产和库存决策、影响居民消费选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平台企业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AI时代区别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之外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独特作用的“第三只手”。这些变化正在并将持续对初次分配环节的要素报酬结构造成影响。尽管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宏观劳动报酬份额过去十几年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经济和AI影响的范围拓展和程度加深，宏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风险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亟须根据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模式的变化，在基础层面为初次分配探索和完善制度保障：一是科学合理地界定数据要素权属，在促进数据要素价值开发利用的同时，拓展数据要素收益惠及人群的范围；二是统筹兼顾平台经济发展与治理，在激发创新、促进发展的同时，适度规制平台企业的市场势力，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对民生和中小微企业的普惠价值。

（三）消费政策

随着AI替代人类劳动进程的深化，如果仅靠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发挥作用，宏观经济可能持续面临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为此，政府“看得见的手”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在就业端和分配端发力之外，政府还应直接在需求端发力，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弥补居民部门私人消费的不足，促进实现社会购买力、社会消费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平衡发展。

具体而言，政府应稳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婴幼儿照护、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属性，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社会最优。当前，我国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诸多短板，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比尚有差距。政府扩大相关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降低居民在这些领域的私人支出负担，将更多资金腾挪用于其他非公共品消费，从而在总体上起到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宏观经济供需平衡的作用。同时，婴幼儿照护、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活动对人与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要求较高，相对而言更难被AI替代，因而政府扩大相关领域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拓展就业宽度。

五、结语

传统上，宏观经济学主要围绕两大学科分支展开：一是经济增长研究，二是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研究。而这两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又都是从“速度”维度来观察和认识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这一学科分支主要从中长期视角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因素，而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这一学科分支主要从短期视角研究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规律。具体到中国，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体现得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受到关注最多的变量往往是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长期发展战略（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还是中期发展规划（如历次五年规划），抑或是年度的经济工作计划，都将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速作为重要目标，有时甚至是首要目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视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在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应对经济增长的“宽度”投入足够的关注。一是在理论层面，加强对经济增长“宽度”决定因素和变化机制的基础性研究。二是在宏观经济形势监测研判中，要在经济增长“速度”分析的基础上，补充进行“宽度”分析。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中，不仅要重视“速度”目标，还要重视“宽度”目标；不仅要保持适度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努力拓宽经济增长惠及人群的宽度。（文献参考略）■

扫描二维码参加《太学TAIXUE》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