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谈《高仿》:让曾侯乙墓编钟成为小说“主角”

《高仿》作者周颖。

日前，周颖首部长篇小说《高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采取双线叙事结构，主线讲述专攻先秦青铜器研究的女主人公纪望晴探究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工艺和高级仿制技术，辅线描绘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情感困惑和职场遭遇。当儒雅学者与仿古工匠皆被利益捆绑时，“高仿”的就不只是青铜器……作者以古今交织的笔触，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小说作者周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北京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历任总台文艺部、戏曲音乐部、电视剧频道重点栏目编导、主持人、制片人。

谈到创作小说《高仿》的缘起，周颖告诉南都记者，201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了纪录片《国家记忆——发现曾侯乙墓》，关于曾侯乙墓编钟及其他珍稀文物的报道引发了周颖极大的兴趣。在遍览先秦青铜文化相关史料文献、做足案头准备工作之后，周颖决定将曾侯乙编钟、战国礼乐体系、同期考古发现等深入融入写作，而小说女主人公、从事先秦青铜器研究的青年女博士纪望晴的形象亦呼之欲出。在周颖的设计下，纪望晴一边考古探秘，一边与盗墓犯罪团伙斗智斗勇，既是甄别先秦青铜器仿制技术的行家里手，又是父母宠爱的家中娇女、困于内卷的职场萌新，一系列充满戏剧张力和价值观冲突的剧情围绕她徐徐展开。

《高仿》结构缜密，文字生动流畅，剧情跌宕起伏且暗藏玄机。“高仿”二字是全书题眼，既指文物艺术品的仿造工艺，也指一切以假乱真、有违公平的社会现象。正如范咏戈在小说序言里所写:“《高仿》的可贵，正在于它没有复刻盗墓题材，而是通过典型人物与情节，完成了对题材的超越——‘高仿’不仅是故事元素，更成了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文学符号。”

　　访谈

　　跳出过往叙事模式的一次书写突围　　

南都:请谈谈小说《高仿》写作的缘起。你长期供职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先后从事电视剧、戏曲、纪录片工作，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转向了长篇小说创作，并且选了“考古探秘”这样一个题材?

周颖:促成我提笔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契机，源于我在北京大学艺术系的读研深造经历。那段时间，研读中外文学经典、聆听学界名家授课，心底的文学创作激情被唤醒。当我接过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心里就打定主意要创作一部不让老师失望，也能赢得读者喜爱的长篇小说，也算是交上一份作业吧。当然，相对于电视剧、戏曲、纪录片，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自己在创作文体上的一次探索，也是考验自己能不能充分利用原有的艺术积累，但又能跳出过往叙事模式的一次书写突围。

2017年，我们台制作播出了《国家记忆——发现曾侯乙墓》纪录片，我祖籍是湖北，对记述、揭秘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堪称世界“第六奇迹”的编钟和千件珍贵文物的报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然，那时候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跟后来《高仿》的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构思阶段我很想塑造一位当代青年优秀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我非常崇拜张桂梅、屠呦呦、樊锦诗，常常想她们事业奋斗的年轻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再就是自己也期待小说出版后，能够成为具有向影视剧转化价值的文学IP，而极具魅力的“大女主”则是制片人和导演们最感兴趣的人设。这就是《高仿》中情恋最纠结，职场遭遇最坎坷，梦幻穿越到春秋时期曾侯统治的随国次数最多、遭遇最惊险场面的纪望晴。作为女主人公，纪望晴得设计一个跟她的性格、爱好、智商相匹配的职业。就这样，在我心里积累、酝酿很久的《国家记忆——发现曾侯乙墓》纪录片以及相关史料就起了决定作用。我把纪望晴的职业设定为先秦史的硕士，先秦青铜器研究的博士。博士身份的她必须是先秦青铜器的仿制与甄别的行家里手，这样的身份自然就免不了要跟盗掘古墓青铜器的犯罪团伙打交道，相应地也要跟公安刑侦警察做密切配合。这个的角色定位不仅让她必须一边考古探秘，也让她有机会与伪装的或是凶残的盗墓罪犯近距离打交道。

南都:小说的核心围绕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工艺与高级仿制技术展开。你是如何接触到曾侯乙墓考古发掘情况、出土文物的相关资料的?为什么尤其对曾侯乙墓编钟感兴趣，将它作为小说的“主角”?

周颖:令我特别受益的是，自1977年曾侯乙墓被发现之后，专家学者们出版了多部关于先秦青铜器研究和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其文物的论文，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为了尽可能获得先秦青铜文化和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第一手知识，我也到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地欣赏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其他珍贵文物，聆听博物馆专家讲述曾侯乙墓编钟的讲究。至今我仍然清晰记得在湖北省博物馆初见那净高2.65米、长达7.65米的曾侯乙编钟的震撼，那种穿越两千余年的古朴厚重、礼乐风华震撼视觉，直击人心。小说中女主人公纪望晴聆听编钟演奏古曲《祈拜高神天》时的沉醉与神往，正是我初见曾侯乙编钟时的真实心境。

正是湖北之行，让我决定将曾侯乙编钟、战国礼乐体系、同期考古发现等深度融入剧情，让青铜文化和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不再是背景点缀，而是贯穿全书的文化内核和女主人公事业立足点，以及全书的文化定位的缘起根基。

南都:小说里对盗墓、文物艺术品造假及灰色交易，以及战国时期铸钟、奏钟、赠钟、葬钟的历史场景等都有细致真实的描写。你在写作前做了哪些相应的田野调查或案头功课?

周颖:因为在纪录片频道工作，有机会看过不少中外考古、文博、文物保护类的纪录片，其中涉及考古发掘、文物鉴定、盗墓对古文物的破坏、文物流通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提供了丰富的相关专业的积累。撰写这部作品的案头工作，我主要是靠恶补专家论述、史料记载，还有到博物馆去淘宝。在随州博物馆主展厅“汉东大国——曾随文明展”的相邻大厅，还有一个名称叫“追回的宝藏——随州公安追缴文物特展”。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边是考古正规出土、礼乐恢弘的古曾国青铜器及珍贵文物；一边是盗掘、黑市交易、真假高仿交织的追缴文物展览。这样强烈的对比给我很大的冲击和联想。展厅里陈列着20余年里随州公安机关向博物馆移交追缴文物合计234件。更令人脑洞大开的是展览还用清晰的现场照片和实物陈列、图表介绍了公安人员跨省追缉历程、案件侦查纪实、抓捕影像，模拟还原盗掘现场，地下黑市倒卖完整犯罪链条。更披露了若干件典型的盗掘古墓的工具和作案手法，比如既有洛阳铲、探钎、鼓风机等传统盗墓工具，更有使用金属探测仪等高科技仪器确定古墓位置。最令人咋舌的是盗墓团伙居然在农村居民区以租房为掩护，从房屋内向地下挖掘数十米的盗洞，打通了古墓墓道，盗走大批随葬青铜器和其他珍贵文物。那一切都直观地展现了地下盗掘古墓的罪恶产业链……这个诡秘狡诈的盗墓手段被我写进了《高仿》:仿制青铜器匠人纪大奎在城郊的老宅被盗墓集团盯上，于是高价租赁、秘密盗掘、暗中转运。原本无辜的纪大奎和女友李晓萍被深深卷入一场罪恶的浪涛之中……

《高仿》能够问世，我心怀感激，正是因为有先秦青铜器研究专家们的大批量的专业论述、有相关纪录片编导们的精心拍摄制作、有文物考古专家们对古墓珍贵文物的探究、有公安干警们对国家文物的保护以及对盗墓犯罪分子的不懈侦缉与打击的生活现实，《高仿》的写作我才有了底气。

　　警惕一切本末倒置的“高仿”　　

南都:小说塑造了盗墓分子、公安人员，还有大学教授、青年学者、做仿古青铜器的商人等一系列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谁是最难写的角色?

周颖:小说中所有人物均无一对一的现实原型，角色塑造均源于我数十年的生活阅历与职业观察。我爷爷、奶奶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的老公安，他们在家里从来不谈论工作上的事儿，也从来没跟我讲过盗墓犯罪或是其他的案件。大概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吧，对警察的形象的塑造我心里不怎么打怵。刑侦队长安得远和他的战友们的十几场重头戏，写得都比较很顺利。再有，自从上大学到就业，一路走来，接触过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认识了多位深耕学术、心怀热爱的知识分子，成为我钦佩的榜样。但我也亲眼见过曾经大有作为、天赋出众的中、青年精英，因一时贪念迷失本心，触碰底线，断送前程的人生悲剧。每每落笔写到纪望晴的导师范洲子戏份儿时，自己就禁不住地走神儿。在设计这个人物时，我写了他并非天生罪恶，而是在物欲膨胀、人际诱惑、错误理念的浸染中，一步步被贪欲裹挟、迷失初心，再加上同窗的物质引诱、师长的理念偏差、世俗功利的裹挟，层层叠加，最终让一位学术精英毁于一旦。我本意并不想把这个触犯法律的知识精英写得太不堪，但面对法治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严峻，写着写着就觉得自己逐渐控制不了这个角色的走向，只得让他一步步走向堕落深渊。

全书最难塑造的角色是女主角纪望晴。影视剧创作人都怕一个梗落在自己身上:“一号人物还不如次要人物招人喜欢。”我很希望塑造一位坚守本心、纯粹赤诚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所以从一落笔，我就一直警惕决不能让这个人物扁平化。北京大学叶朗先生那句“既要写好人性之长，亦要写好人性之深”的教诲，我是一直铭记在心里的。当然，《高仿》已经出版，这个“大女主”有没有立起来，还是要听读者的评论和专家们的指点。

南都:为什么将小说命名为《高仿》?除了古代青铜器的精密仿制，书中还有哪些值得读者关注并省思的“高仿”现象?

周颖:“高仿”是书名，也是全书的题眼。在青铜器仿制行业里，“高仿”本来是一个赞美的评语。比如洛阳烟涧村复制的青铜器，还有苏州流派的仿制青铜器，都达到了以假乱真、让内行打眼儿的水平。甚至发生过高仿青铜器在出境时被海关鉴定为真品而被扣留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但高仿青铜器也成为黑心文物贩子以假充真、牟取暴利的手段。这些年来高仿的名牌包、名牌表、名牌化妆品屡见不鲜，更有高仿的毕业证、鉴定书、身份证等时不时冒出，严重破坏着法治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其中对人们精神层面具有腐蚀性的“高仿”，是我在书中最想表达的关注。纪大奎的后妈为霸占家产给新婚儿媳李晓萍购置高仿的“名包”；纪大奎精心仿制镈钟，以假充真拍卖企图牟取暴利；范洲子为追逐名利搞假离婚，又不惜以犯罪手段来达到混入英伦富人圈层等等。我也写了梦幻时空里古人的“高仿”，曾侯乙本是诸侯身份，在殡葬礼制上却高仿周天子的规制，这是典型的僭越；而太宰卿的墓葬形制，又刻意高仿曾侯乙的规制，形成层层模仿、层层僭越的闭环。

归根结底，以上所说的“高仿”，都是人性深处对权力、身份、财富的过度贪欲，是对虚名浮利的偏执追逐。反复强调“高仿”现象，就是想与大家共勉:警惕一切本末倒置的“高仿”、伪装、失真，好好守住真实、本心与做人的本分。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