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不可能政治”，极右的AFD在萨安州选举大胜的历史背景和未来

加美财经报道，截至当地时间9月7日凌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全部2661个投票区已经完成计票，临时官方结果出炉。决定各党议席比例的“第二票”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获得44.2%，比2021年的20.8%提高23.4个百分点，不仅首次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第一大党，也创下德国选择党参加州议会选举以来的最高得票纪录。

此前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DU，简称基民盟）仅获得17.1%，比五年前的37.1%下降整整20个百分点，遭遇历史性重挫。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获得9.2%，联盟90/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简称绿党）获得8.9%，左翼党（Die Linke）获得8.5%。

另一个直接影响州议会席位结构的结果是，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公正（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 Vernunft und Gerechtigkeit，BSW）获得5.2%，确认跨过5%的议会门槛，首次进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BSW已经决定自2026年10月起改名为“社会公正与经济理性联盟”，但继续保留BSW这一缩写。

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简称自民党）仅获得2.6%，未达到5%的门槛，确定失去州议会议席。

本次选举投票率达到76.0%，比2021年提高15.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德国选择党的大胜并不是在低投票率下依靠核心支持者集中动员形成的结果。相反，在大量选民重新走进投票站的情况下，它的得票率仍从五年前的约21%跃升至44%以上。

但真正让这场选举变得复杂的，并不是谁赢了，而是谁能组成政府。

44.2%的选票，为什么仍然不能单独执政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新一届议会为83席。绝对多数需要42席。德国选择党预计获得39席，距离多数只差3席。

基民盟约15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各约8席，BSW约5席。

这意味着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结果：德国选择党获得44.2%的选票，比第二名基民盟高出27个百分点，却依然没有足够议员自己选出州总理并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数政府。

原因在于德国实行比例代表制。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民有两张票。第一票投给本选区候选人，第二票主要决定各党在整个州议会中应该占多少席位。原则上，一个政党的第二票比例越高，获得的议席越多。

但只有获得至少5%第二票的政党，通常才能参加比例席位分配，这就是德国政治中经常提到的“5%门槛”或“5%阻挡条款”。它最初是为了防止大量小党进入议会，造成议会高度碎片化。

这一次，BSW的5.2%尤其重要。

如果BSW跌到4.9%，得到的数万张选票将基本不能转化为比例议席，剩下能够进入议会的政党重新分配83个席位。按照目前票数粗略换算，德国选择党就有可能从39席上升到约42席，恰好越过单独多数门槛。

也就是说，BSW最后守住5%，很可能正是德国选择党没有直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重要原因之一。

排除德国选择党组阁，需要把几乎整个政治光谱拼在一起

39席让德国选择党陷入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距离多数只差3席，但其他传统政党都拒绝与它组成联合政府。

德国政坛通常把这种不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原则称为“防火墙”（Brandmauer）。

这不是法律规定。德国宪法没有禁止基民盟或者其他政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防火墙”本质上是其他主要政党的政治承诺。

过去，这套办法相对容易维持。一个支持率10%或者20%的德国选择党，可以被其他政党组建的联合政府轻易排除。

当一个政党拿到44%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

按照目前预计的83席，基民盟15席、社民党8席、绿党8席、左翼党8席，四党全部加起来正好39席，仍然只有德国选择党那么多，距离42席的稳定多数还差3席。

如果希望组成一个明确拥有议会多数、同时又完全排除德国选择党的政府，BSW的5席也必须加入或者至少提供足够支持。

也就是说，理论上的反德国选择党多数需要从传统中右翼的基民盟，一直横跨到中左翼社民党、环保进步派绿党、经济左翼的左翼党，再加上政治定位十分特殊的B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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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政党合计约44席。数学上够了。政治上却异常困难。

为什么这些政党很难真正组成一个政府

基民盟是德国传统中右翼政党，支持社会市场经济、财政纪律、控制非法移民，同时坚定支持欧盟和北约，对俄罗斯采取相对强硬的安全政策，与德国选择党在移民、治安和部分经济议题上存在一些选民层面的重叠，但在对欧盟、北约、俄罗斯以及德国宪政体制的态度上存在明显分歧。更重要的是，基民盟中央和州级领导层已经反复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组成政府。

另一方面，基民盟长期同样拒绝与左翼党建立正式执政联盟。

左翼党的经济政策几乎处在基民盟另一端。它主张加强福利国家、提高高收入者和富裕阶层税负、增加公共住房和政府干预，同时在社会文化议题上明显偏进步主义。

如果基民盟为了阻止德国选择党执政而与左翼党共同组成政府，对两党的传统支持者来说都将是一次巨大跨越。

社民党的位置稍微容易一些。它属于传统中左翼，强调工资、社会福利、劳工保护和公共投资，同时支持欧盟和北约。基民盟与社民党在德国联邦和州一级已经有大量“大联合政府”经验，因此两党合作本身不是问题。

绿党则强调气候政策、能源转型和社会自由主义，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并积极支持乌克兰。这些立场不仅与德国选择党冲突，也与BSW存在严重分歧。

这就轮到了这次选举中最关键的5席：BSW。只有5席的BSW，反而可能握着最大的筹码

BSW是德国目前最难用传统左右光谱定义的政党之一。

它的经济政策明显偏左，强调工资、养老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在移民、社会文化和身份政治问题上，比传统左翼保守得多。它反对德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路线，反对继续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主张通过恢复较低成本的能源供应减轻企业和居民压力。

这使BSW出现一种德国政治过去非常少见的情况：它在经济政策上与德国选择党距离很远，在俄罗斯、乌克兰、能源以及部分移民问题上，却又存在明显交集。

从纯粹席位算术看，最简单的多数政府甚至不是“五党反德国选择党联盟”，而是德国选择党39席加BSW 5席，一共44席。

但政治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BSW州级候选人克劳迪娅·维蒂希在选举之夜表示，BSW愿意根据具体议题与德国选择党合作，认为不能简单排除44%选民支持的政党；但她同时明确表示，既不准备投票支持德国选择党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出任州总理，也不愿支持基民盟现任州总理斯文·舒尔策。

德国选择党内部的态度同样存在分歧。

全国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蒂诺·克鲁帕拉认为选举结果已经给予德国选择党明确的“执政授权”，并对与BSW合作表现出一定开放态度。

但州总理候选人西格蒙德在竞选期间一直强调，他希望拥有稳定的多数才能执政。他在选举之夜仍然拒绝少数政府，并公开对BSW保持距离。

因此，BSW现在既可能成为阻止德国选择党执政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成为打破“防火墙”的第一座桥。

制度漏洞：第三轮州总理选举

德国选择党没有在正常情况下独自达到42席，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

但这并不等于西格蒙德绝对不可能成为州总理。

根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宪法，州总理由州议会秘密投票选出，而不是选民直接选举。

第一轮必须获得全体议员绝对多数，也就是在83席情况下至少42票。如果失败，第二轮仍然要求绝对多数。

真正关键的是第三轮。

如果前两轮都无人获得绝对多数，州议会随后要决定是否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重新举行选举。如果议会没有以绝对多数决定解散，便进入第三轮州总理选举。

第三轮不再要求42票，只需要获得实际投票中的多数。

这使局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如果德国选择党的39名议员全部支持西格蒙德，而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和BSW无法团结在同一个候选人身后，理论上西格蒙德可能在第三轮凭借39票成为州总理。

反过来，如果其他五党能够统一支持一个候选人，共有约44席，仍然可以阻止德国选择党。

因此，未来真正的争夺不仅是“谁能组成42席联盟”，而是另外一个问题：德国选择党的对手能不能在州总理选举时至少协调到同一个候选人身上。

这也是为什么BSW的5席重要性远远超过它5.2%的得票率。

“少数政府”可能重新成为现实选择

如果没有五党正式联合，另一个可能是少数政府。

所谓少数政府，是执政党本身没有议会过半席位，但依靠其他政党在州总理选举、预算或者重要法案中提供外部支持。

这种支持不一定意味着后者加入政府。

例如，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可以组成一个政府，但没有42席，然后由左翼党和BSW在州总理选举或者特定法案中提供支持。

这可以避免基民盟与左翼党签署正式联合执政协议，也可以让不同政党保持一定政治距离。

问题在于，这样的政府每通过一次预算和重大法案，都可能需要重新寻找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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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德国选择党拥有39席的议会来说，这将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治理模式。

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了维持“防火墙”，德国传统政党正在付出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

当德国选择党只有20%时，两个传统政党合作就足以把它排除在政府外。

当它达到30%时，可能需要三个政党。

当它达到44%时，甚至可能需要从中右翼一直联合到左翼，再加一个既反传统左翼、又拒绝传统右翼分类的BSW。

德国选择党则可以反过来向选民宣称：其他所有政党不管左右，其实都是为了阻止德国选择党而联合起来的“旧政治集团”。

这种结构本身又可能继续强化德国选择党的反建制叙事。

这正是这场选举对德国政治真正危险和重要的地方。

从反欧元教授党到44%：德国选择党的十三年

很容易把德国选择党理解成一个从建立之初就是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但最初并不是这样。

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直接背景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当时德国政府参与欧元区救助，一批经济学家、企业界人士以及基民盟和自民党内部的欧洲怀疑派认为，德国纳税人正在为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承担过多风险。

经济学教授贝恩德·卢克是这个新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最初的德国选择党更像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财政保守和反对欧元区救助政策的知识精英型政党，并没有把移民作为最核心的政治议题。

2013年第一次参加联邦议院选举时，德国选择党获得4.7%，只差0.3个百分点就能越过5%门槛。

第二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它已经升到7.1%。

真正改变这个党的，是2015年。

随着这个党在德国东部扩张，以图林根州政治人物比约恩·赫克为代表的民族保守和民族主义派系逐渐壮大。

他们认为，欧元和财政问题不足以支撑一个长期政党，德国选择党应该把注意力转向民族身份、移民、伊斯兰教以及德国传统文化。

2015年党代会上，创始人卢克败给弗劳克·佩特里，随后退出自己参与创建的政党。

德国选择党的第一代经济自由主义领导层开始瓦解。

几乎与此同时，德国遭遇欧洲难民危机。

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政府允许大批难民进入德国。2015年至2016年围绕难民、边境控制、伊斯兰教、犯罪和社会融合展开的政治争议，为正在右转的德国选择党提供了一个远比欧元危机强大的政治议题。

2016年，它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第一次取得24.3%的高票。

到了2017年联邦大选，德国选择党获得12.6%，拿下94个联邦议院席位，第一次进入德国最高立法机构。

一个2013年差点因为达不到5%门槛而退出历史的新党，只用了四年就变成德国最大的反对党之一。

一次次“温和派退出”，让党越来越向右

德国选择党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律。

每当党内温和派试图阻止进一步右转时，最后离开的往往不是激进派，而是温和派。

卢克退出之后，佩特里后来也因为路线冲突离开。

与此同时，比约恩·赫克及其周围的民族主义力量虽然一度以党内“翼派”形式存在，后来这一组织形式被解散，但其思想影响并没有消失。

德国选择党的中心由此持续向民族主义右翼移动。

移民和民族身份逐渐取代欧元成为党的核心议题；反对伊斯兰文化影响、限制庇护、强化遣返、“再迁移”（Remigration）等概念不断进入党的政治语言。

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组织，自2023年以来被州宪法保护机构认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德国选择党对此提出法律挑战。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

德国的“宪法保护机构”实际上是国内情报和反极端主义机构。被认定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并不等于这个政党自动被禁止，更不会自动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

德国要真正禁止一个政党，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宪法程序，并由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决定。

所以德国选择党一方面受到国家安全机构严密关注，另一方面又完全能够合法参加选举，并获得44%的选票。

这也是德国当前政治困境中最特殊的一部分。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并不是直线上升。

2021年联邦大选时，它的全国得票率从2017年的12.6%下降到10.3%。

当时不少观察者认为，2015年难民危机的政治效应正在消退，德国选择党的全国扩张可能已经达到极限。

但2022年之后，德国政治环境再次发生变化。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德国停止大量进口俄罗斯廉价天然气，能源价格一度大涨；与此同时，通胀、工业竞争力、企业成本和居民生活费用成为重要政治问题。

德国选择党把这些问题结合成了一套新的叙事：制裁俄罗斯损害德国自身利益，绿色能源转型推高企业和家庭成本，欧盟和柏林政府牺牲普通德国人的利益，而移民又增加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压力。

这种叙事在东部德国尤其具有市场。

到了2025年联邦大选，德国选择党已经获得20.8%的全国选票和152个联邦议院席位。

它不再是一个只在少数东部地区存在的抗议党，而是全国第二梯队甚至第一梯队的大型政党。

为什么萨克森－安哈尔特会走到44%

如果德国选择党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右翼政党，很难解释为什么它在一些西部州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却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拿到44%。

这里必须回到德国统一之后留下的东西差异。

1990年德国统一并不只是两个国家在法律上的合并。

原民主德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在极短时间内转入西德市场经济制度，大量国有企业关闭、出售或者重组。许多地区经历失业、人口外流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

此后三十多年，东部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平已经大幅改善，但一些结构性差异仍然存在。

德国大型企业总部、金融机构、高收入职位和大量国家级社会组织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很多东部小城市和乡村长期流失年轻人口，部分地区公共服务减少。

因此，德国选择党在东部获得的并不单纯是“穷人的票”。

更重要的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相对失落感：当地居民可能认为，德国统一虽然改善了生活，却没有让东部真正获得与西部相同的经济地位、政治代表性和社会尊重。

对于这些选民来说，“柏林精英”“西部政党”“欧盟官僚”“绿色转型”“援助乌克兰”和“接纳移民”很容易被串联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出决定的是别人，而承担成本的是我们？

德国选择党非常成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

但如果只强调东德历史，同样会低估移民问题的重要性。

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与单纯的个人收入或者失业相比，一个选民对移民问题有多担忧，往往更能预测他是否支持德国选择党。

这种担忧也不完全取决于当地到底有多少移民。

在住房紧张、学校资源不足、医疗和公共交通承压的环境中，移民问题很容易变成公共资源分配问题。

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语言正是把这些不同焦虑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政府究竟首先照顾谁？”

萨克森－安哈尔特本身外国人口比例并不是德国最高的地区，但限制移民仍然长期是德国选择党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

俄罗斯问题是另一个东西部差异非常明显的领域。

原东德与苏联长期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许多东部居民对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与西部完全不同。

德国统一以后，这并不意味着东部社会普遍“亲俄”，但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的社会共识明显弱于西部。

德国选择党反对继续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主张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并反对现有制裁政策。

BSW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也非常接近。

本次投票后的调查显示，在“谁最有能力维护欧洲和平”这个问题上，萨克森－安哈尔特选民对德国选择党的评价甚至高于其他主要政党；57%的受访者支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德国选择党支持者中这一比例达到92%。

这说明俄乌战争在这里不是遥远的外交议题，而已经直接进入州级选举。

谁在投AfD：已经不再只是边缘群体的抗议票

如果只把AfD的崛起解释成失业者、低收入者或者对统一后的生活不满的老年东德人投出的一张“抗议票”，已经无法解释2026年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

这次选举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AfD已经突破了原来相对集中的支持者范围，进入几乎所有主要年龄、职业和社会群体。不同群体对它的支持程度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它越来越像一个跨越多个社会阶层的选民联盟。

首先是年龄。

AfD并不是一支主要依靠老年人的政党，情况恰恰相反。根据选举日调查，它在几乎所有年龄组都是第一大党，支持率最高的反而是处于工作年龄的中青年群体。

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调查显示，AfD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得票率约为44%，30至44岁为49%，45至59岁进一步达到51%；到了60岁以上才下降到约36%。

ARD委托Infratest dimap进行的出口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结构：35至44岁和45至59岁两个年龄组中，AfD都获得了超过半数选票。即使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AfD也达到42%。

这意味着，“年轻人天然更加自由派、老年人更加保守”的传统判断在这里已经失效。萨克森－安哈尔特甚至出现了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人，比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愿意支持AfD。

其次是明显的性别差异。

男性仍然比女性更容易支持AfD。Infratest dimap的出口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男性选民投给了AfD，女性中的AfD支持率则约为40%。“年轻人右转”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更确切地说是年轻男性明显右转，而且幅度远大于年轻女性。

但40%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这说明AfD虽然仍具有明显的男性选民优势，却已经不能再被简单描述成一支主要依靠男性支持的政党。即使在女性选民中，它也已经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最大的政治力量。

职业结构更加值得注意。

AfD最强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工人。根据Infratest dimap的出口调查，这次大约61%的工人投给了AfD，而2021年这一比例只有大约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在短短五年中，AfD已经从德国传统工人阶层中的重要政党，变成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工人选民中的压倒性第一大党。

这也是德国政治近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过去几十年，产业工人通常被视为社会民主党（SPD）和左翼政党的传统票仓；现在，在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这一位置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被AfD取代。

AfD的支持者也不仅仅是工人。它在普通雇员中获得接近一半选票，在自雇人士和小企业经营者中同样超过半数。即使退休人员中，AfD这次也超过了传统上在老年人中占优势的基民盟。

这说明AfD正在同时吸引两类看起来并不完全相同的人。

一类是产业工人、技术工人和普通雇员。他们更加关心工资、物价、能源成本、就业安全以及产业外迁。

另一类则是个体经营者、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经营者。他们往往更反感税负、能源价格、环保规定和政府监管，并认为柏林制定的政策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

两种群体的经济利益未必完全一致，但都可能产生一种共同感受：现有政治体系制定规则，却没有充分考虑他们承担的成本。AfD成功把这种经济不满同移民、能源政策和对联邦政府的不满连接到了一起。

教育程度仍然是AfD支持率最明显的分界线之一。

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选举调查显示，在只有德国基础中学文凭（Hauptschulabschluss）的选民中，AfD支持率约为57%；具有中等教育文凭（Mittlere Reife）的选民中约为53%。

随着教育程度提高，支持率明显下降：具有高中毕业及大学入学资格（Abitur）的选民中约37%投给AfD，在大学毕业生中则下降到约23%。

因此，“学历越低，投AfD的概率越高”仍然成立。

但同样重要的是另外一面：即使在拥有Abitur的选民中，AfD也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选票；大学毕业生中也接近四分之一。

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用“缺乏教育”解释的政治现象。

更准确地说，AfD的核心优势仍然集中在没有大学学历、接受职业教育、从事制造业和技术岗位的劳动人口中，但它已经明显向其他阶层扩散。

如果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一个比较典型的AfD支持者画像大致会是：

一名生活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小城市或者乡村地区的男性，年龄大约30至59岁，接受过职业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从事制造业、建筑、物流、技术岗位，或者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

但这只能描述“支持率最高的人”，不能描述全部AfD选民。

44%的全州得票率意味着，AfD已经不可能只依靠某一个社会阶层达到这样的规模。

工人可能投AfD，小企业主也可能投AfD；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投AfD，50多岁的产业工人也可能投AfD；收入偏低的人会投，高收入和大学毕业者中同样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AfD选民。

这正是这次选举与AfD早期阶段最大的区别之一。

早期AfD很大程度上是一支针对欧元危机和传统政党表达不满的抗议政党。后来它逐渐吸收反移民、民族保守和反建制选民。到了今天的德国东部，它正在进一步变成一种跨阶层的政治联盟。

这个联盟真正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收入或者学历，而是一种更广泛的政治判断：他们认为德国正在走错方向，而且认为CDU、SPD、绿党和左翼党构成的传统政治体系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改变这个方向。

因此，理解AfD支持者最重要的一点，已经不是问“他们是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而应该问：“哪些人越来越认为现有德国政治体系已经不再代表自己？”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接近全部选民的一半。

德国选择党离全国执政尚远，但已经改变了判断

德国选择党这一次最重要的失败，是没有拿到42席，失去单独多数政府这条最直接的道路。

但如果因此认为德国现有政治格局经受住了考验，同样会低估这场选举的意义。

德国选择党过去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成为第一大党。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它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得到的票，比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三党加起来还多。

新的问题变成了：德国其他所有政党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继续阻止它执政？

如果基民盟必须接受左翼党支持，如果绿党必须与在俄罗斯问题上立场完全不同的BSW共同维持一个政府，如果一个由四五个政治方向完全不同的政党支撑的少数政府每年都要重新寻找预算多数，那么“防火墙”虽然仍然存在，其政治成本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而德国选择党只差3席。

更危险的是，在州总理选举第三轮只需要实际投票多数的制度下，只要其他政党无法协调一致，39席仍然可能产生远超39席通常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萨克森－安哈尔特真正标志的并不是“德国选择党已经执政”。

它标志的是另一件事：

成立13年后，一个最初只有4.7%选票、以反对欧元区救助起家的新党，已经发展成一个可以获得德国一个州44%选票的极右翼政党；德国传统政党过去依靠简单联合就能维持的“防火墙”，如今必须依靠横跨整个政治光谱的复杂合作才能继续存在。

这一次，德国选择党距离州政府还差三席。

但德国政治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德国选择党会不会有一天执政”，变成了“现有政党体系还能以什么方式、以多大的代价继续阻止它执政”，这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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