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真正“龙餐馆”：红姐和她亲历的漫长之夏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一

初夏某一天，红姐回到伊朗德黑兰，站在自家歇业的中餐馆前。

中餐馆的玻璃被导弹冲击波震碎，门框扭曲变形，走进屋内，地上满是尘土。

此前，一枚导弹落在距餐馆两条街的地方，众生命运，都在劫波之中。

她召唤厨师和伙计，艰难重启中餐馆。

红姐的中餐馆，在德黑兰城中心一条小街内，餐饮住宿一体。

餐馆外墙是红砖，嵌着一幅花鸟工笔画，饭店招牌下垂着中式红灯笼。

穿过门廊，是一个开阔院子，花草茂盛，桌椅从室内摆到室外，桌椅尽头是住宿的白色小楼。

院子中心有喷泉池，那里曾是客人悠闲聊天所在，而今悠闲已不复存在。

因经营艰难，中餐馆员工减了一半，原本厨子有10人，现在只剩4人。

红姐自己也下厨帮忙备菜，拌凉皮，做豆腐，捏馒头，包饺子，忙到一半，还常遇到停电。

红姐观察过时间，有时是上午9点，有时是10点，每次停电要持续两小时。

酒店为此备上天然气发电机，发电机轰鸣间歇吼起，将日子拼凑维系。

中午12点，中餐馆开门迎客，庭院渐渐热闹起来，铁板牛肉、糖醋里脊、煎饺很受欢迎。

下午，红姐能短暂休息，她喜欢和入住的客人聊两句，或者坐在庭院，听零散的客人聊天。

没有什么好消息。

伊朗客人说，工厂被炸，大批员工一夜间失去工作，被炸的厂很多，小厂失业几百人，大厂上千人。

华人老板说，他们经营的鞋厂、面包厂虽然没被炸，但原材料进口困难，运转不起来。

红姐听到最多的，是“坚持不下去”。

晚上十点，中餐馆营业结束，红姐关门盘账，只余叹息。

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新闻里剑拔弩张，计划来旅行的客人心存顾虑，不敢踏足。

以往，酒店每天能住60人左右，经常满房，预订都要趁早。而这个夏天，最惨淡时只有一名住客，小楼空空荡荡：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只住一个人的时候。”

生意已入不敷出，但为维持运转，厨师、服务员、保洁、前台岗位不能减，红姐开始奔波维系。

从餐馆开车出门，3公里处，是被轰炸过的领袖府，那片威严大气的官邸，变成了瓦砾深坑，一度被围挡严密遮蔽。

官邸西行是德黑兰的商区，市场和大超市云集于此，超市里人头熙攘，但少见笑容。

红姐在本上记下，一周内，德黑兰的牛肉，每公斤涨了10元人民币，食用油飙到200元人民币一桶，而几个月前售价还只是70元。

她和店家商量，能不能一次买50桶，但店家拒绝了，后面还会涨，要留着边涨边卖。

不仅是贵，市场上的品类也越来越少，绿叶菜只有生菜和白菜，偶尔有菠菜，鱼只有冰冻带鱼。厨房每天变着花样做。

后来实在没办法，红姐寄望于“飞机捎菜”。

过去，从中国来的熟客，红姐常拜托捎些国内产品，战争后，这成为宝贵的进菜通道。

一个客人能帮她从中国带十斤左右的货。红姐什么都要，瓜子、木耳、香菇、绿豆粉、方便面、各地真空食品。

靠这些中国客人拉来的行李箱，红姐勉力维持着中餐供应。

物价一天天疯涨，而手里钱贬值更快。红姐餐馆里一道菜卖六百万里亚尔，听着吓人，但其实也只是人民币30元。

盛夏最热时，红姐动念买台风扇，但超市里没牌子很一般的风扇，折合下来也人民币一千多，她一度动念让客人从国内捎，“但怎么可能，哪提的过来”。

战争和政治，在餐馆里是禁忌话题。

真正陷身战争的人们，反而不愿提及战争，哪怕命运已不可测。

去年夏天的时候，红姐第一次直面战争。那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十二日战争”，双方互射大量导弹。

红姐酒店成为华人临时避难点，慌乱的人们涌入酒店内，有人刚死里逃生，有人被抢走了护照。

大人小孩拉着箱子在院子里休息等着撤侨，餐厅经理来回奔走指挥上菜。

深夜，巨声乍起，人们冲到酒店楼顶，抬头仰望夜空。

红姐看到，导弹和拦截弹在穹顶交错划过，划下一道道火痕，人们嘶哑喊着，数着，最后沉默，直到夜空回到黑暗死寂。

红姐挤在下楼的人群中。她说，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害怕。

去年年底，红姐去迪拜，不久后，德黑兰遇袭，局势骤变，航班停运，归国无期。

很快，战火蔓延到迪拜。有导弹残骸砸中帆船酒店，浓烟冲天而起。

红姐所住酒店警报器一天内响起十来次，起初，她听到就往地下跑，后来不愿跑了。

入夜，红姐躲在房间，看窗外夜空划出一道道熟悉的火痕。那片夜空和德黑兰的没什么两样。

此后每一天都是焦灼。红姐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看新闻，五分钟刷一次，上厕所都盯着，生怕错过消息，

“没有脑子去担心生意，我就求老天别把我们酒店炸了。”

3月中旬，酒店终于坚持不下停业了。5月，停火曙光初现，员工问何时能回去上班，熟客们问何时开门，

6月，红姐终于回到德黑兰，站在门前恍如隔世。她修好门框，扫掉尘土，熟客进门惊喜招呼“呀，来了”，但大家都知道，一切不一样了。

红姐的酒店，出门右转，沿着大道驶经两座桥，就是伊朗世界文化遗产“玫瑰宫”。

春天时，炸弹的冲击将宫里的水晶震得粉碎，像红姐的餐馆一样，碎屑满地。

二

红姐是湖北十堰人，曾在北京上班多年，德黑兰在她人生想象之外。

2014年，红姐的妹妹在德黑兰大学读研究生，为照顾妹妹，红姐飞赴伊朗。

姐妹俩住在德黑兰大学边的小旅社。旅社19间房，一楼有间小厨房。

妹妹语言好，常能接到翻译的活，时常把客户带回小旅社吃饭，姐姐就在小厨房做饭。

结果客户吃上瘾，时常回旅社，“蹭口热饭”，最后提议，要不你们姐妹俩把旅社盘下来吧？

小旅社原来的伊朗名，用普通话发音，类似“拓邦”，于是红姐就给餐馆起名叫“拓邦酒店”。

拓邦酒店成了德黑兰，第一家正儿八经的中餐馆。

开业那天，许多伊朗人走到门口又离开，那年网上中餐谣言很多，有伊朗人翻过菜单，一本正经问：有没有放老鼠？

伊朗人的饮食习惯也和中国人有差别。

伊朗人爱吃肉，醋溜大白菜在菜单上饱受冷眼。

红姐做的凉拌木耳、凉拌黄瓜，伊朗人管它叫“沙拉”。

伊朗人眼里的汤，是酸辣汤、牛肉羹。滋补鸡汤都算不上汤，更别提切两片西红柿打个鸡蛋。

红姐都记下并改良。慢慢的，吃过的客人带着客户和朋友来，一传十十传百，生意渐渐好起来。

有客人跟她说，后来到中国吃的中餐，都没这吃的好。红姐笑说，那是你没吃到好的。

12年间，红姐辗转换了四家店面，最后变成现在的“拓邦酒店”，3栋小楼，能吃能住。

而今，酒店食客七成以上都是伊朗人。不少伊朗人说，第一次接触正宗中餐就是在这里。

除了伊朗人，这里也是华人来伊朗的落脚地。

初到德黑兰的华人，红姐会帮忙找翻译，叫车，开电话卡，推荐景点，以及介绍客户。

她清楚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异域他乡，守望相助。

有国人跟她说，白天在外边奔波满心不安，一走进院子里，心里就踏实了。

四季在院子悄然流转，德黑兰夏季明媚，秋天和北京一样天空高远。

电影龙餐馆中，沈腾受邀操持了一场异域婚礼。

在德黑兰这些年，红姐也常收到各种邀请，去参加生日派对、小孩周岁、婚礼、葬礼，见证本地人的人生。

“伊朗人特别好客。”红姐说。

伊朗人的派对上常有乐队来演奏，人们穿得清凉时尚，在底下一块儿唱啊、蹦啊，极其热闹。

红姐没学过跳舞，常在派对边上看着笑，偶尔不知谁伸来一只手，眨眼就把她拽到了台上。

音乐和欢呼烧红了她的脸庞，她不敢跳，但转念一想，其实伊朗人也不见得多专业，“一起扭扭，开心最重要”。

一次，红姐一家人开车去里海玩，半路遇上堵车，动弹不得。

前车调大了车里音乐，下车到路面上跳舞。开始是两三个人，过了一会儿，她发现车都靠了边，空地上，几十人都在跳。

没人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认识谁。听到音乐就起舞，仿佛是他们的本能，“伊朗人心里永远装着个舞台”。

舞跳完后，路也通了。各上各车，油门一踩，各走各道。

来德黑兰这些年，红姐已深深爱上这里的生活。

她喜欢坐在一个院子里，看中国人、伊朗人、印度人、韩国人、各大使馆的人，谈天说地。

世界很大，但人与人之间，没那么多不同。

过了很多年，红姐才知道，当年小旅社的名字翻译过来是“光明”的意思。

她们常打趣，称她们开了一家“光明旅社”。

三

几周前，一位伊朗客人想给妻子庆生，拜托红姐在庭院摆桌，桌上要点燃蜡烛，撒上花瓣，配上红酒，院子边再绑些气球。

战争之下，派对开不起，但仪式感不能缺。

红姐说，伊朗人骨子里爱浪漫，餐馆常遇讲究的伊朗客人，鲜花和蜡烛是必需品，而在战争时，这些美好更像是麻醉，“吃了今天不管明天”。

漫长的战争，让所有人都心生倦意，红姐说，大家都“疲了”。

过去，导弹来袭时，客人们还跑楼顶看导弹，现在有人说哪里刚被炸了，也没人去看，“该睡觉睡觉，该做事做事”。

新闻里伊朗和美国几番角力，停战开战如儿戏般轮转，红姐原来还守着电视等消息，现在有消息也不关注了，只在乎有没有使馆通知。

餐馆之外，整个德黑兰也陷入同样麻木中。

超市里，排队的伊朗人收拾得干净体面，没人哄抢，没有纠纷，人们反而比战前克制和沉默。

酒店的司机和红姐说，很多事情都看淡了，现在车辆间小刮小碰，大家也不争执，“差不多就行了”。

压抑和隐忍，弥漫着国度，所有人的命运都随国家一起颠簸，没人知前路为何。

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是红姐的朋友，也是中餐馆的常客。

李睿说，电影里龙餐馆的故事，其实更戏剧性，而真实的战争，往往不是那么戏剧化，“它更多时候是一点一点渗进生活里”。

她说，这些年红姐经历的事情其实一点也不少，疫情、制裁、经济危机、战争、撤侨，“生意刚好一点，一打仗，人又走光了”。

这些事，没有电影里那么惊心动魄，但却是战火里的沉重人生，考验韧性、耐心以及人心。

战争狭长的阴影，从春天投射到秋天。阴影中的蚂蚁，改变不了影子，普通人能做的抗争就是好好生活。

跨国采访红姐，最难的挑战是网络。

9月2号起，红姐失联了，所幸新闻里并没有她街区被袭的消息。微信那端早已不是一个采访对象，而是一群努力生活的人，一个屹立的龙餐馆。

9月6日，红姐终于回了文字消息，她说图片和语音条发不出，微信电话更打不了，网络时断时续。

红姐说，局势最难时，她也没有考虑搬离德黑兰。她背上太多责任，也拥有太多记忆，这里有客人，有朋友，有她的员工，她的家人，她的伙伴。

她和所有人，都在顽强等待一切平静，回到文明世界。

红姐停战后最大的心愿，很像电影龙餐馆的结尾。

她希望，将来的某一天，客人们睡醒一个好觉，下楼走进庭院。

厨子们做了一桌桌好饭，大家说说笑笑，音乐声响起，有人随歌起舞。

她呢，就在厨房里边包饺子，边笑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