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9月24日，北京浏阳会馆，谭嗣同已经知道清廷正在搜捕维新人士。此时距离他被捕还有几天，城中也并非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按常理说，出城、避入外国使馆，或经友人安排离开北京，都有可能保住性命。
可谭嗣同没有走。
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判断危险的能力。相反，他比许多人更清楚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控制，康有为逃往海外，梁启超也准备离开，袁世凯则把谭嗣同夜访的消息告诉了荣禄。戊戌变法失败，已经不是“会不会失败”的问题，而是维新派还能不能活着离开北京。
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很早就接触到官场与地方政务，却没有因此安于仕途。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他冲击极大。日本这个被清朝士大夫长期轻视的邻国，竟然击败了庞大的清帝国，洋务运动也随之暴露出根本局限。
在谭嗣同看来，单纯添置枪炮、兴办工厂，并不能改变国家积弱的根源。制度、权力和思想都需要调整。他后来写成《仁学》，其中对君权、纲常和传统政治秩序的批判相当尖锐。书中甚至提出，君主是民众共同推举出来办事的人，如果不能为民办事，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这种思想，在当时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改良派的范围。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谭嗣同于8月抵达北京，9月5日受到光绪召见，随后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处理军机事务。
但这个职位听起来重要，实际权力却十分有限。光绪想改革，却没有可以直接调动的军队；维新派有奏章和言论，却没有稳固的政治集团；慈禧虽然退居颐和园，仍牢牢掌握着用人、军权和宫廷秩序。变法从一开始，就处在皇帝无力、臣下无兵的困局中。
谭嗣同并非看不出这一点。9月18日夜，他在北京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希望袁世凯率兵控制颐和园，保护光绪。谭嗣同直截了当地说：“皇上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袁世凯没有明确答应，也没有当场拒绝，只说如果光绪亲临他的军营，便有机会诛杀荣禄。这样的回答留下了模糊空间，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行动保证。谭嗣同后来才明白，自己寄托希望的这支力量，最终选择了另一边。
9月21日，慈禧重新临朝“训政”，光绪被置于控制之下。康有为被革职，维新派成员陆续遭到追捕。袁世凯返回天津后，将谭嗣同来访的经过告知荣禄，消息很快传到慈禧那里。
谭嗣同原本有机会逃走。梁启超等人劝他离开，北京的外国使馆也可能成为暂时避难之所。浏阳会馆距离菜市口不远，但距离城门、使馆和朋友能够提供帮助的地方，同样不算遥远。只要愿意换上便装，连夜出城，并非全无可能。
梁启超后来回忆，谭嗣同已经把自己的诗文、书稿和信件交给他保管，还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意思很清楚，有人必须活着继续推动事业，也有人必须用死亡承担失败的代价。
这番选择并不等于他相信死亡能够立刻改变政局。谭嗣同知道，凭几个人的牺牲，不可能马上挽救清廷，更不可能凭一腔热血击败掌握军政大权的慈禧。但在他看来，如果所有维新人士都逃走，朝廷便可以把变法说成少数人的胡闹，把失败归咎于臣下，而不是制度本身。
他留下，是要让这场失败留下无法抹去的证据。
1898年9月24日，清廷下令搜捕谭嗣同等人。9月25日夜，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审讯并没有持续太久，慈禧并未给维新派留下通过司法程序辩护的机会。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被押往北京菜市口处决。
临刑前，谭嗣同留下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又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他不是没有生路，而是主动放弃了生路。慈禧并没有有意放他几天，所谓“给时间逃跑”，更准确地说，是政变消息传递、抓捕行动展开之间出现了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足够他离开，却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谭嗣同遇害时三十三岁。梁启超后来评价说，假如再给他一些岁月，他的学问和思想“将不能测其所至”。而他留下的《仁学》、诗文以及菜市口前的选择，恰恰成为戊戌变法最具冲击力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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