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安第斯文明“易筋经”   田野

本文为《秘鲁简史》（[秘]路易斯·吉列尔莫·伦布雷拉斯著，田野译，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译后记

利马午后的天空难得一改那种阴郁如死去鲸鱼腹部的灰白色，阳光透过落地大窗泼洒在堆满书稿和考古报告的长桌上。伦布雷拉斯教授正在向我分说查文遗址的美洲豹图案与周代青铜虎形器的相似之处。他满头白发，语声低沉，像是敲击古木在山间引发的回响。此时，案头的古柯茶散发着温润的清香，我却绝想不到自己将会在15年后成为他最后一部作品的中文译者。

2011年启程去秘鲁旅行之前，我拜访了大学时期的外教兼多年的同事海奥尔希娜和胡安·穆里略夫妇。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迫离开秘鲁，经苏联辗转来到中国工作、定居。面对我一连串关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提问，胡安有些招架不住，说自己是记者和小说家，更关注现今而非过往，随即指点我到利马去请教海奥尔希娜的堂兄，并嘱咐我捎些舒缓筋骨的药剂，因为他是从事考古的，腰背有些沉疴。于是，带着两大瓶红花油和满腹问题，我坐到了伦布雷拉斯教授的书案前。一番交谈下来，我震惊于他面对宏大文明叙事和繁密历史脉络时的俯仰自得，常常举重若轻几句话就能切中肯綮。我料想老先生应该是位知名学者，但直到我旅行至查文·德·万塔尔遗址、看到他的巨幅照片悬挂在博物馆大厅正中央的时候，才恍然知道他到底有多知名。

2011年11月，本文作者和伦布雷拉斯教授合影于后者的书房

路易斯·吉列尔莫·伦布雷拉斯（Luis Guillermo Lumbreras）于1936年出生在安第斯中部地区的阿亚库乔。他的家族姓氏Lumbreras在西班牙语中有“博学者”的意思。他也并未辜负这层含义，曾经长期主持查文文化遗址和瓦里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对安第斯古文明的溯源、断代、分期和历史架构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古代安第斯文明的起源一直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大课题。有别于马克斯·乌勒的外来论和特略博士的原生论，伦布雷拉斯提出古代安第斯文明产生于原生文明要素与外来文明要素的整合与共同作用。这一理论基于更全面、更当代的考古发现，被学界称为“安第斯文明起源全因论”（Teoría Hologenista）。

在考古学理论方面，他借用地层学的理论准则构建了社会考古学三原则：共生原则、叠压原则与复现原则，用以发现、评估文物遗存和还原考古现场曾经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考古学不应该局限于汇集历史证据，而是要厘清现实问题的历史脉络，最终服务于现今社会的融合与发展。伦布雷拉斯教授所提出的这种考古学方法和思想流派被学界称为“拉丁美洲社会考古学”。他也因而被公认为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之一。此外，他还担任过秘鲁国家博物馆馆长和秘鲁国家文化委员会（后改组为秘鲁文化部）主席，并长期在多所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考古和历史专业的人才。我在随后的旅行中有时会在当地博物馆报上伦布雷拉斯教授的名字，每每得到馆长亲自陪同参观、打开库房尽情看文物的待遇，盖因他们大都是老先生的弟子或后辈追随者。

伦布雷拉斯教授小像（书中插图）

伦布雷拉斯教授以“拉丁美洲社会考古学”开宗立派，而其学术思想源流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虽然出身于庄园主和地方议员家庭，伦布雷拉斯在高中时期就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在那时的拉丁美洲，穷人和原住民（他们通常是同一群人）依然遭受着暴力与不公，被征服者的后代依旧被殖民者的后代所剥夺和压迫。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漠视这种苦难，都会思考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连天主教的神父们都曾经放下念珠投奔游击队，还在七十年代搞出了“解放神学”。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好像说过：在拉丁美洲，没有哪个正直的年轻人不是左翼。不过与最终滑向右翼自由派的略萨不同，伦布雷拉斯不但终生保持左翼，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地融入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他的左翼倾向也为他的学术生涯迎来了一次重要机遇。

1972年，伦布雷拉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来中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其中有六个星期是由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陪同的。在那个特殊年代，若非政治上和学术上获得双重认可，万难有此待遇。他走遍了中国内地的几乎所有考古点，参观了殷墟、马王堆等62个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并实地参与了中国考古队的文物发掘。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洲之外进行田野工作。那时候，他已经在与商周年代相仿的查文遗址进行过6年富有成果的发掘工作，并出版了首部学术著作《查文的神庙》。因此，这次考古经历为他打开了另一种文明视野，使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他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考古日记，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付梓。除了专业内容，日记中还记录了他和中国同行们每天一起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而后者非常惊奇和感动于他对毛泽东语录的信手拈来，甚至私下怀疑是不是翻译替他说的，却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驻外大使馆早就把各种语言版本的“红宝书”撒向了全世界，在秘鲁的左翼青年中基本做到了人手几本。

回国之后，伦布雷拉斯依然潜心于考古事业，并担任了秘鲁人类学与考古博物馆馆长。但他在叠压的土层与斑驳的古物中所寻找的不只是古文明消逝的过往，更是今天秘鲁和拉丁美洲的所有苦难与不公的答案。他甚至说：“如果考古不能帮助我理解我的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无论是在考古学或史学的研究范畴，他从来不吝于指出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即便曾被同行指摘其考古成果被“光辉道路”借用为理论支撑。

拉丁美洲左翼知识分子最让人敬佩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堂吉诃德那种激情迸溅的行动派，很少坐在书房里挥斥方遒、空谈主义，而是惯于在大地和人群中奔走，只要有些微机会，就会将胸中理想付诸实践。2002年，伦布雷拉斯先生接受了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任期为2001至2006年）的任命，担任秘鲁国家文化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后，他优先推动“文化之家”项目，让土著社区从历史延伸而来的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尊重，帮助他们捍卫和管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权利。他还积极筹备成立秘鲁文化部和国家博物馆，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代表着古代安第斯文明的原住民声音能够汇入秘鲁的国家历史叙事当中。虽然遭遇了各种掣肘与攻击，伦布雷拉斯教授依然以毕生所学、所思来重塑秘鲁的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从而消弭历史为今日秘鲁留下的创伤与纷争。

“维拉科查”神像（书中插图）

为了纪念秘鲁独立两百周年，伦布雷拉斯先生受秘鲁文化部所托，撰写了这本《秘鲁简史》。可考古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所接受的训练和研究范式与历史学家大相径庭，他能写好一部国别通史吗？何况还要将几万年的历史浓缩于区区两百页的文字当中？老先生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他曾说：“考古学要么是历史，要么什么都不是！”（“La arqueología es historia o no es nada”）古代安第斯文明在几千年间并未发展出文字，即便是印加帝国用以记述信息的基普绳结也大都被在库斯科过冬的西班牙征服者烧火取暖了。如果囿于旧大陆基于文字资料的史学传统，那么秘鲁史将不过是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之后的短短五百年历史。反而是他这样拥有直接历史物证的考古大家，才能够在经年田野考察中以人类文化学的范式探索、复原出秘鲁古代人类的生活与社会行为，从而勾勒出这片古老土地的真实历史图景。

而且这并非作者第一次写史。他曾经编撰的《简明秘鲁通史》被认为是秘鲁国民历史教育的核心读本。而本书则是一部标准的大家小作，贯穿了伦布雷拉斯教授的史观与学术思想，以及一位拉美左翼知识分子毕生的坚持与心路历程。作者没有按照西方史学传统去大量铺陈史料，反而像是用手铲剥开文物遗存所在的地层一样，不追求详述历史事件，甚至对大家喜闻乐见的印加帝国历史几笔带过，却用更多笔墨去紧扣住历史演进的脉络，颇有些笔削春秋的韵味。这并非一部浅显的秘鲁历史入门读本，而是一卷安第斯文明总纲式的“易筋经”，用最精练的关键性史实来打通我们对秘鲁乃至拉丁美洲的固有刻板认知。在本书中，他以自己的“社会考古学”史观为锋、以全面而时新的考古发现为刃，如庖丁解牛般将几百年的殖民与独立史、几千年的安第斯文明史、几万年的美洲人类史抽丝剥茧呈现在读者面前，只为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秘鲁。透过这本在独立两百周年之际写给所有秘鲁人的简史，读者得以摆脱欧美学者所垄断的历史诠释权和看待“他者”历史的疏离感，真正以秘鲁人的视角、情感和历史逻辑去看待他们自己文明的前尘往事。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崔燕女士邀我翻译这本《秘鲁简史》的时候，无论是对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偏爱、在秘鲁的几次旷日持久的旅行，还是与伦布雷拉斯教授的特殊缘分，都促使我满口应承下来。本以为凭着自己对秘鲁的熟悉，两三个月就能轻松译就，没想到翻译演化成了一场历时大半年的读书和资料查阅。书中随便一个人物、一句术语、一件器物都会化作一座大山，让我整日不得寸进，非要一锤一铲地查清楚所有来龙去脉，才能凿穿前行。一般的史书会用一段或者一章来讲的历史，在伦布雷拉斯教授笔下可能不过是几行字。大量历史信息和逻辑线被极简压缩到寥寥几个单词和短语当中，而它们堆叠成的长句和段落又构成了更曲折和更致密的内在逻辑。翻译起来感觉像是在一段波折起伏的未知山路上全速行驶，任何一点错漏或知识盲点都会导致逻辑传动系统的断裂和文意的崩坏瓦解。翻译过程虽然有些辛苦，却非常过瘾。有时候查史料或翻译得兴起，我也小酌几杯秘鲁的皮斯科酒，以译史下酒，遥敬伦布雷拉斯老先生与苏舜钦。

也许是约稿篇幅所限，或者原书面向的主要是秘鲁国民，除了几条学术文献引证之外，作者没有添加任何注释。这确实有些可惜，因为大家的小注往往颇见精彩。我自己就有过读完一本书之后又把注释全部再看一遍的体验。由于书中的考古学、古人类学，甚至生物学和天文学的术语密集，而中国读者对秘鲁史也相对陌生，我狗尾续貂做了部分译注。其选择标准是历史重要性、阅读关键点或感觉有趣。

有几位历史人物的注释我多写了几笔，比如西班牙征服时期的迭戈·阿尔马格罗。他和皮萨罗一起入股办公司，发起和完成了对秘鲁的征服，却没有像后者一样站在历史聚光灯的中央。为了权力和利益，他与皮萨罗兵戎相见，兵败后被皮萨罗的弟弟以绞扎之刑处死，也就是把上半身固定在木桩上，然后慢慢螺旋收紧箍在脖子上的铁环，直到气管、颈骨俱碎。不过，他的私生子和部将又为他报仇，成功刺杀了皮萨罗，堪称历史正剧中的最佳悲情配角。还有西埃萨·德·莱昂，因为看了皮萨罗寄回西班牙的印加珍宝展就决定去新大陆，为了凑钱到秘鲁，先半路在哥伦比亚当了回征服者，还顺手建了几座城市。好不容易到了秘鲁，任务却是把他视为偶像的老征服者们干掉。最后，他如愿游历了印加帝国故地，还写了史书。他是征服者中的异类，同样勇于冒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他的执念不是贪婪，而是见证一个时代。

我特意选注的另一组人物是图帕克·阿马鲁、普玛卡瓦和加马拉。与前者相比，后两位明显不是一个历史重量级，但打动我的是他们之间的因果牵连。自称印加王后裔却没有被殖民政府认可的孔多尔坎基以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之名起义，却被真正的印加王室后裔普玛卡瓦所镇压；而申请侯爵头衔未果的普玛卡瓦选择加入独立军，后被殖民政府派加马拉率军击败；不久，加马拉也改换门庭，投效玻利瓦尔，帮他在阿亚库乔大败保王军，而后又背离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联盟当上秘鲁总统，最后死于侵略玻利维亚的战争中。从本质上讲，他们似乎是一类人，有着类似的价值选择和决策模式，但他们却分别被历史记忆为“民族英雄”“独立先驱”和“初代考迪罗军阀”。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历史时间线，在本书次末附录了《秘鲁历史时代与时期表》。伦布雷拉斯先生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安第斯古代文明时代划分体系，与美国学者罗威（John Rowe）和兰宁（Edward Lanning）的分期体系和术语大不相同。这张表格大致遵循了作者的文明分期体系和本书的分章划代，不过具体年代节点未经过他本人过目。

在本书的西班牙语原本出版一年之后，伦布雷拉斯先生于2023年9月与世长辞。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讨一杯古柯茶，聆听他沉静却蕴含激情地讲述田野经历和文明思辨了。愿这本简史能为所有希望了解他所挚爱的秘鲁、在历史的迷雾中秉烛夜行的读者们举一星灯火。

原标题：《一卷安第斯文明“易筋经”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