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赴大西南任第三副主任，三位上司中有两位曾是自己部下

1965年9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一项新的工作安排：党中央决定派他前往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担任第三副主任。多年离开领导岗位后，彭德怀面对的不是战场，也不是熟悉的部队，而是一项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庞大建设工程。

消息传来后，他没有马上答应。沉默片刻，彭德怀说：“我的问题还没有结论，现在去那里，谁会听我的？”这句话看似是在担心个人处境，实际上更像一名老军人对工作负责。他担心身份尴尬，更担心意见无法落实，反而耽误了建设。

彭德怀的顾虑并非没有根据。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后来住进北京西郊吴家花园，过着种菜、读书的生活。六年时间里，他基本处于赋闲状态。此时突然被安排到西南担任要职，外界如何看待，干部是否服从，确实都是现实问题。

但1965年的国际环境，已经让国家无法只考虑个人职务变化。北方，中苏关系持续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加军事部署；南方，越南战争升级，美军不断扩大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西部，中印边境问题仍未彻底消除。中国的工业和国防设施大多集中在沿海及中部，一旦战争扩大，战略纵深和后方保障就显得十分重要。

所谓三线，指的是中国腹地和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三线，并不只是修几座工厂、铺几条铁路，而是要把一批重要工业、科研、交通和国防项目布局到相对隐蔽、纵深较大的地区。工程量大，条件艰苦，涉及部门众多，既需要军事眼光，也需要地方治理和工业管理经验。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同彭德怀谈话，说明西南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彭德怀仍有迟疑，毛泽东便明确表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有人不听你的，可以来找我。”有了这层政治保证，彭德怀终于放下了顾虑，接受了新的任务。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还留他吃饭，气氛比此前轻松了许多。

有意思的是，彭德怀到任后，名义上的职务并不在最上面。他担任第三副主任，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程子华，第二副主任为阎秀峰。李井泉和程子华，都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接受过彭德怀的领导。换句话说，昔日的老部下，此时成了工作关系上的上级。

李井泉早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来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期间，他长期负责政治工作，曾在红军队伍中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斗争，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后，他随部队进军西南，长期在四川工作，对当地的地理、经济和干部情况都比较熟悉。

正因为这段经历，李井泉被安排主持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三线建设牵涉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项目分布广，运输困难，地方协调复杂。一个长期熟悉西南情况的领导干部，能够把中央部署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这也是他担任主任的重要原因。

程子华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干部。他早年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大冶兵暴，起义部队后来编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政委，在陕北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略行动中发挥过作用。

抗日战争中，程子华负责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后来又在晋察冀、冀察热辽等地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部队参加华北和东北方向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前后，程子华逐渐转入地方工作，积累了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等多方面经验。1964年，中央开始把西南三线作为重点建设区域，他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负责协助李井泉推进具体事务。

因此，彭德怀虽然是第三副主任，却并不是被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他熟悉国防、军队和战略布局，能够从国家安全角度判断工程取舍；李井泉熟悉西南地方，程子华有长期组织和管理经验，三人的经历恰好形成互补。

据有关回忆，彭德怀对职务排列并没有表现出不适。他很清楚，自己擅长的是军事指挥和战略判断，工业建设、地方协调则需要向有经验的人学习。他曾表达过类似意思：打仗自己有把握，搞建设是外行，老部下在地方工作时间长，让他们领导并不奇怪。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对彭德怀而言，接受曾经部下的领导，意味着把个人资历放到国家任务之后。抵达西南后，他面对的是勘察、选址、交通、设备调运和职工安置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三线建设也由此从战略设想进入了大规模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