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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正式签发行政令,直接废止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同山东大学长达9年的合作办学,同时强行叫停了昆士兰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医学科研项目。
这是澳大利亚官方首次动用《外交关系法》对两国的大学合作下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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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方本以为可以用国家安全当理由对华发难,转头却发现中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倒是澳大利亚自己的科研界被推到了难以为继的死胡同。
这次被黄英贤强行撕毁的两个合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完全是澳大利亚政客的无理取闹。
第一个遭殃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办的联合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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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合作从启动到现在已经稳定运行了整整9年,一直采用“3+1+1”的本科教学模式,为中国学生去澳大利亚继续攻读学位提供正常通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前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赖恩·施密特早就公开澄清过,这项纯教学的合作“几乎没有风险”。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更是明确指出,这个联合学院根本不具备任何敏感科研功能,主要工作就是基础理科的课堂教学。
可黄英贤根本不听专业意见,硬是下达行政命令,要求该项目必须在2027年1月之前全面收摊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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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被叫停的昆士兰大学项目就更可笑了,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是澳大利亚本土生长的刺树,科研团队的唯一目标就是提取其中的毒性蛋白,搞清楚这种毒素如何刺激人体神经,从而开发新型的非阿片类止痛药物。
这项民用医学研究不仅造福全球患者,而且根据昆士兰大学的说明,该蛋白根本没有列入澳大利亚的《国防和战略物资清单》。
黄英贤下令取消该项目时,拿不出任何一条具体涉密或者违规的证据,全程翻来覆去只重复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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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为什么突然发难?背后的指使者还是美国。
此前美国国防部依据《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把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中国高校放进了所谓的安全评估名单。
美国那边刚有动作,澳大利亚的政客立刻紧随其后。
澳大利亚负责国际教育的官员公开承认,他们就是参照了美国的定性标准。
为了把打压中国机构的手段彻底制度化,澳大利亚议会甚至火速通过了《外交关系法》修正案,新增了第55A条,要求全澳大学必须自查所有与外国人员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
澳方以前审查科研项目,好歹还要看具体的研究清单、技术代码和最终用途。
现在黄英贤彻底撕掉了客观公正的伪装,只要合作方是中国顶尖高校或中国科学院,澳大利亚政府就直接认定存在所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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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审查机制的泛政治化,本质上就是澳大利亚政客迎合外部势力的行政胡来。
黄英贤这道禁令签得十分痛快,但真正倒霉的却是澳大利亚自己的学术界。科研合作从来都是互利共赢的,现在的学术体量对比更是完全站在中方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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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在高水平科研成果中,包含澳大利亚学者的比例仅仅只有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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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科学领域,权威的自然指数2026年最新榜单把现实展现得更加清楚。
中国在该榜单追踪的高质量期刊份额中稳居全球第一,科研份额从前一年的43075大幅提升到52735,年增幅达到22.4%。
同期的美国只有26006,而中国科学院更是以3655的份额牢牢占据全球科研机构排名的榜首。
面对如此庞大的科研体量差距,澳大利亚主动把中国机构拒之门外,根本伤不到中国科研发展的基本盘,纯粹是在削弱澳大利亚科研人员获取外部前沿成果的实际能力。
具体到被叫停的项目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此前通过与山东大学的联合学院,首批就招募了61名优质生源,其中更有5人在毕业后直接拿到全额奖学金留在澳国立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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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理科实验室长期依赖高素质的科研研究生,黄英贤一刀切断合作,直接让澳国立大学失去了稳定的人才输送渠道。
昆士兰大学的止痛药研究同样陷入困境,中国科学院退出了联合攻关,昆士兰大学就必须独立承担全部的人工、仪器和资金消耗。
一旦找不到同等水平的替代者,整个研发进度就会直接停摆。
其实澳大利亚国内早就有人看清了这种危害,早在2025年,澳大利亚议会图书馆整理的独立审查报告中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联邦政府原有的审查范围太宽,把大量低风险的正常交流都扣上了帽子,不仅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还严重限制了澳大利亚大学的科研竞争力。
但黄英贤为了政治私利对专业警告视而不见,硬生生把大学推进了审查泥潭。
现在全澳高校每立项一个科研题目,都要耗费大量的法务和公关成本去应对官方盘查,这让原本正常的学术运转付出了沉重的行政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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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挑衅,中方的反制和应对非常沉稳,每一步都打在实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第一时间就表明了中方立场,严正指出澳方的做法是把正常的教育和学术交流政治化、安全化,中方坚决反对这种破坏两国正常合作的行为,并明确表示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
与澳大利亚气急败坏的封杀相比,中方的科研布局根本没有因为这两个项目的终止受到半分干扰。
中国科学院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科研体系和实验室网络,针对各类基础学科的攻关项目都在按计划全速推进,没有了澳大利亚的参与,中方完全可以依托自身成熟的团队继续深耕,或者同其他更多理性客观的国家展开合作。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前脚刚下达禁令,后脚其内部就出现了巨大裂痕。
黄英贤在面对媒体质询时不得不改口,声称澳大利亚并不寻求全面禁止与中国的合作,依然需要进行所谓的风险参与。
昆士兰州政府更是用实际行动打了联邦政府的脸,由该州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设立的Q-CAS科学基金,2026年的项目申请依然正常对外开放,截止日期明确排到了10月12日。
这种地方与联邦层面的政策脱节,充分暴露了澳大利亚在对华合作上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在经济与科研层面对中国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又想在政治上表态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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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中国庞大的科研资源、庞大的实验样本和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澳大利亚在材料科学、生物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研发速度只会一步一步慢下来。
中方的态度一贯很明确,合作从来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抱守冷战思维,企图把每一个非涉密的基础研究和民用项目都当成政治工具,那么最终被世界科研主干网络甩在后面的,只会被澳大利亚自己承担。
中国科研队伍不断突破前沿的步伐不会停滞,而澳大利亚科研界在国际学术竞争中的逐步落后,就是黄英贤这一纸错误政令必须付出的最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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