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建制派早就在投票箱前“认输”了，这道防火墙是证据

当地时间9月6日，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创下该党在州选举中的最佳成绩，获得州议会83个议席中的39个，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半数以上议席。 目前，能否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组建政府、或者说如何组建政府，仍是个未知数。 在此情况下，另一个首次参选的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被投以巨大关注。BSW此次得票率为5.3%，恰好跨过进入州议会的门槛，获得5个议席。因此，BSW可能成为关键少数。 BSW于2024年1月从德国左翼党分裂出来，被视为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目前该党持开放态度，表示愿意与选择党对话；但不会支持任何主流政党，可能在选举新的州政府时弃权。可以容忍选择党组建少数政府，并在某些议题上与其合作。BSW创始人瓦根克内希特此前表示，不会支持齐格蒙德或现任州长舒尔策（Sven Schulze），也批评主流政党对选择党设下“防火墙”。 当然理论上，得票第二名的基民盟可以联合社民党、绿党、左翼党以及BSW组建政府，但基民盟已表示不会和左翼政党合作。 这场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仍有悬念未解。但可以确定的是，德国建制派政党惨败，他们亲手为自己的落败“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本文作者托马斯·法齐在Unherd网站详细阐述了德国建制派精英越是竭力巩固权力，越是印证德国选择党告诉德国社会的观点：德国由一个将选民视为需要管理的“问题”的阶层所统治，这个阶层宁愿践踏“他们”大肆宣扬的自由民主最基本的原则——无论谁赢得选举都必须能够执政——也不愿失去控制权。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

【文/ 托马斯·法齐】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西部，绝非该国最重要的州：它仅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人口只有200万，仅为柏林人口的一半。该州常被描述为东西方之间的“无人区”——在驶向柏林的最后一个小时车程中，这里是平坦而单调的背景。然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成为了德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政治对决之一的舞台。

该州于9月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在投票开始前，德国选择党（AfD）被认为将取得压倒性胜利，该党民调支持率为43%，有望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尽管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民调支持率接近5%门槛的政党能否成功进入议会。

但仅需少数选票，结果也可能发生逆转，让建制派政党再次将德国选择党排除在执政圈之外——正如2024年后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所做的那样。即便无法组建完全排除德国选择党的联盟（从席位计算上可能难以实现），建制派也能通过少数派政府实现这一目标。

简而言之，选举结果仍悬而未决，德国政界陷入恐慌。

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齐格蒙德（中）与两位党主席庆祝选举获胜德新社

德国选择党几乎在各地持续崛起——包括柏林，该党自2023年以来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翻了一番，目前与基民盟并驾齐驱，仅次于领跑者——左翼进步党。柏林的投票将在两周后举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是如此，该州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目前处于领先地位。这让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德国选择党在此获胜，将有望在另外两场选举中同样取得突破。

关键在于，鉴于德国联邦体制的架构，如果德国选择党在某个州掌权，那么在联邦层面也必然不得不将其纳入考量——而这恰恰是“反德国选择党防火墙”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阻止的情况。

作为州长，德国选择党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担任德国16位州长例行会议的轮值主席（该职位每年轮换一次）。这一职位通常需要前往柏林，并与联邦总理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要了解德国政治建制派——尤其是其大都市地区的社会自由派阵营——正陷入何等恐慌，只需看看其内部刊物《明镜周刊》便知一二：该杂志最近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张齐格蒙德（一位前香水商人）的嫌犯大头照式的照片，并配以“德国最危险的人”的标题。

这种荒诞夸张的说法甚至招致了主流圈子的批评。《世界报》前总编辑乌尔夫·波沙特指出，这种厚颜无耻且带有漫画色彩的人身攻击，恰恰正中德国选择党的下怀：该党宣称自己正在对抗一个脱离现实的政治媒体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将所有不属于其狭隘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人都视为“对民主的威胁”——包括在全国民调中遥遥领先、大幅领先于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的德国选择党。

德国《明镜周刊》为选择党候选人齐格蒙德制作的封面“德国最危险的男人”

事实上，正是因为建制派已经失去了对舆论的掌控——而德国在这方面绝非特例——正如《Politico》最近报道的那样，德国当局目前正在研究一系列非常规措施，其实际目的是阻止可能上台的德国选择党州政府行使职权。

第一种方案是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代表排除在涉及敏感事项的会议之外。除了齐格蒙德预计将在一年内主持的各州州长会议外，德国各州还通过一系列部长级“会议”网络进行定期协调。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内政部长会议，该会议讨论着该国一些最紧迫的安全和情报事务。因此，正如多位部长向《Politico》所证实的那样，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继续举行内政部长例行会议，但针对特别敏感的问题另行组织会议，并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代表排除在外。一位宪法学名誉教授认为，这一构想“完全可以想象”，但他承认这可能会遭到联邦法院的质疑。

第二种情况是在共享信息系统内筑起一道“高墙”。其理由是，鉴于德国选择党据称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不能将其视为可托付敏感文件的对象。认为德国选择党会充当向莫斯科输送机密信息的渠道这一说法相当荒谬——仅就这一点而言，这无异于政治自杀。“我们与各方都保持沟通，无论东西方”，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分部的发言人表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交出文件。任何声称我们会这么做的人都在胡说八道。如果我们获得了此类信息，作为执政党，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

尽管如此，一位社民党政界人士仍向该杂志表示，应将德国选择党排除在所有关于极右翼极端主义和间谍活动的情报之外。换言之，一个民选政府将被故意蒙在鼓里，无法获知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档案，从而使其实际上无法施政。再次有人声称，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第三种方案——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是让由德国选择党领导的州陷入财政困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每年从联邦财政均衡基金获得近30亿欧元，相当于其预算的五分之一。以削减或暂停这些资金相威胁，“让潜在的德国选择党政府难以施政”，或者“迫使该党采取政治建制派认为可接受的行为方式”。巴登-符腾堡州的财政部长指出，该制度植根于宪法，仿佛一条宪法条款就能掩盖在财政上扼杀一个叛逆地区的政治动机。

正在考虑的最后一种方案是所谓的“核选项”：即“联邦强制”（Bundeszwang）。根据《德国基本法》第37条，联邦政府在获得代表各州的联邦参议院同意后，可采取“必要措施”迫使某州履行其法定义务。换言之，柏林可以强迫州政府遵守联邦法律——这一措施在联邦德国历史上从未被应用过，自1949年以来一次也没有。

由此呈现出的图景不言而喻：那个总是一再向其他国家说教民主与法治的德国建制派，正表明他们只在民主能产生被认为可接受的结果时才予以容忍。当民主进程产生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或者有此风险时，他们就会设法绕过民主、掏空民主或使其失去效力——当然，这一切都是以“捍卫民主”的名义进行的。

事实上，近年来在德国，主流政党和媒体使用“Unsere Demokratie”（我们的民主）这一术语的情况已日益普遍。其含义不言而喻：只有持“正确”立场的人才能被纳入民主的范畴；那些身处其外的人，并非体制内的反对者，而是对民主的威胁。以此方式，关于移民、能源、欧盟政策或乌克兰战争的普通政治分歧，便可被重新定性为对宪政秩序本身的攻击，而辩论、选举等常规补救措施，则可能被非常规手段所取代。

在这方面，德国建制派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宪法本身。德国的战后秩序建立在“战斗性民主”学说之上：这一理念直接源于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认为民主制度有权拒绝容忍那些企图利用民主手段来废除民主制度的人。

这一概念有其基本逻辑，但如今显然已被推向了极端。人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该党最激进的政策立场——即“遣返”政策（德国选择党自身将其定义为针对已收到驱逐令的外国人采取的合法遣返措施）——但这仅仅是一种政策立场，而非旨在废除民主或宪政秩序的纲领。

就连该党的批评者也曾如此表示：一位德国宪法学者在“宪法博客”（Verfassungsblog）上撰文指出，针对德国选择党的指控，很大程度上基于该党将德国民主描绘为失灵的论调，而对体制的根本性批评恰恰是民主与独裁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激进民主”学说不再仅仅被用来针对德国选择党；它正被用来为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法外手段——对该党发动“战争”提供正当理由。

2025年5月，德国国内情报机构依据一份长达1100页、未向公众公开的报告，正式将德国选择党——当时已是德国最大在野党，在全国民调中位居第一或第二——列为“经确认的极右翼”组织。这一决定由即将离任的内政部长在卸任前几天宣布。

这一定性——本可赋予更广泛的监控权限，并助长要求启动正式取缔程序的呼声——未能经受住司法审查：2026年2月，科隆行政法院认定该机构未满足相关条件，因此禁止其实施或公布该定性。

但这一事件的启示远不止于其结果：最终需要法院介入，才阻止了国家安全机构将主要反对党贴上“宪法敌人”标签的企图。司法上的挫败也未能终结这场运动：直到2026年夏天，一份长达1500页的非政府组织法律意见书得出结论，认为取缔申请很可能成功，而且有1000多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启动取缔程序。德国最大在野党的取缔申请竟能被认真考虑，且一如既往地得到亲布鲁塞尔评论界的喝彩，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难怪德国建制派似乎如此热衷于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这不仅符合欧盟和北约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利益——德国目前正在此问题上带头推进，同时也符合建制派镇压反对派的国内目标。

如前所述，德国选择党经常被指控是俄罗斯利益的工具，尽管这种指控主要基于该党的纲领性立场：反对制裁、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呼吁重启“北溪”管道以及与莫斯科对话——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举措首先符合德国的利益。有鉴于此，德国政府声称俄罗斯是莱比锡/哈勒机场未遂无人机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尽管迄今未能提供任何具体证据，这一说法或许也可被视为旨在对德国选择党施加更大压力。该声明的发布时机值得注意：距所谓袭击事件发生已过去四周，却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仅剩几天。顺便一提，莱比锡/哈勒机场正位于萨克森州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交界处，而哈勒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大的城市。

最后，德国建制派还可以依靠另一个强大的盟友：布鲁塞尔。近年来，欧盟逐渐形成了一套影响选举的“操作手册”：一个由监管、金融、法律和信息工具构成的密集生态系统，能够塑造选举条件和结果。这一体系现已通过《数字服务法》（DSA）和“民主盾牌”等工具制度化，旨在对所有成员国的选举过程进行永久性监控——即对各国选举实施持续的超国家监督，而这种监督在《条约》中没有任何依据。

这些工具可以、而且确实被定期用于支持与建制派立场一致的政党，无论它们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尽管在州级选举中这些工具的效用较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明年的联邦选举中，它们必将被大量运用。

归根结底，有一点是明确的：面对合法性和民众共识的崩塌，德国精英阶层正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德国总理默茨的支持率已暴跌至历史最低点，其个人支持率目前仅为14%——这是有史以来在任总理所创下的最差纪录。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明镜周刊》网站刊发社论，“默茨不是德国需要的领导人”

这并不令人意外：他的内阁正面临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萎缩，萨克森-安哈尔特等州受冲击最为严重，该州的化工和汽车行业雇主正因高昂的能源价格而陷入困境。与此同时，默茨内阁正在削弱福利国家，例如取消对长期工人的63岁提前退休政策，并推动对俄罗斯采取高度危险、且极不受欢迎——尤其在德国东部——的升级政策，同时还通过监控、恐吓甚至刑事起诉来压制言论自由。

这正是推动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并非人们重新迷恋“法西斯主义”，而是对建制派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一点在德国东部（即前东德）尤为明显，那里长期存在的东西部经济和文化鸿沟已演变为尖锐的政治两极分化，德国选择党正利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这里的“西方”既指前西德，也指整个西方世界。

因此，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的真正赌注，其实并非一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东部小州的政府。关键在于，德国建制派是否仍相信自己能在投票箱前击败对手，还是已经悄悄认定自己做不到，因此必须通过其他手段取胜。

目前柏林方面正在推演的每一项措施，都默认了后一种可能性。而如果这些措施付诸实施，每一项都恰恰印证德国选择党十年来一直主张的观点：德国由一个将选民视为需要管理的“问题”的阶层所统治，这个阶层宁愿践踏“他们”大肆宣扬的自由民主最基本原则——即无论谁赢得选举都必须能够执政——也不愿失去控制权。

这道防火墙或许正在崩塌，但建制派似乎决心为建立一道更加坚不可摧的壁垒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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