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将座机遇袭身亡，日军为何对其恨之入骨？只因麾下部队极特殊

1943年10月28日，印度兰姆伽至昆明的驼峰航线上，李忍涛乘坐的军用飞机突然遭到日军战斗机袭击，飞机起火坠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李忍涛时年39岁。这个名字或许不如抗日名将响亮，但日本陆军对他却相当忌惮，因为他所创建的，并不是普通作战部队。

它的正式名称，叫军政部学兵总队。

“学兵”二字容易让人误解。实际上，这支部队的核心任务，是研究化学战、防毒和烟幕作战，性质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防化兵。它既要研究敌军可能使用的毒气，也要训练部队在毒气环境下生存、作战。

1931年，留学美国、德国的李忍涛回国后，进入中央军校任职。他很快发现，中国军队对化学战几乎一无所知，许多官兵甚至分不清毒气、烟幕和普通炮火的区别。

李忍涛开始编写、翻译相关教材，并多次向军政部门建议建立专门兵种。1932年2月8日，军政部学兵队在南京成立，李忍涛担任队长。由于化学兵事关军事机密，机构名称特意隐去了“化学”二字。

这支部队规模不算庞大，规格却不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学兵队已扩充为学兵总队，下辖化学兵大队和高射区队，既负责防毒训练，也承担防空、烟幕掩护等任务。李忍涛因此被称为中国化学兵的奠基人之一。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支部队。

1935年，中国军队曾在江苏句容、溧阳一带举行实兵演习。演习中，学兵队使用烟幕模拟毒气攻击，配合其他部队实施战术行动。缺乏防护知识的“敌军”一度陷入混乱，观摩演习的军政人员也意识到，化学战一旦用于战场，后果远比普通炮火更加严重。

消息传到日本后，日军开始加强防毒准备。1935年定型的九五式防毒面具，便是在日本强化化学战和防护体系的背景下出现的。侵华日军后来普遍配备防毒面具，战马也有相应防护用品。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准备使用毒气，恰恰说明日本担心中国掌握反制手段。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没有把毒气作为常规武器使用，学兵总队的重点也始终是防护与训练。遗憾的是，日军却多次违反国际公约，在华使用毒气。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就曾在局部战斗中施放毒气，造成中国守军重大伤亡。

淞沪会战爆发后，学兵总队并没有躲在后方。1937年8月，李忍涛率部参加上海作战。他们使用150毫米李文斯抛射炮，向虹口一带日军炮兵观察所实施射击。炮队把阵地推进到距目标约两公里处，利用夜色和建筑物隐蔽接近，随后集中火力齐射，重创了日军据点。

这次行动很特别。

炮弹是常规爆炸弹，并非化学弹；使用的武器虽名为化学抛射炮，实际承担的是火力打击任务。学兵总队由此证明，特殊兵种并不等于只能进行单一任务。必要时，它同样可以完成普通炮兵难以承担的突袭。

武汉会战后，学兵总队向西南转移，先后在湘西、四川泸州等地整训。部队一面培养防毒干部，一面承担防空和交通线掩护任务。滇缅公路、滇越铁路等后方通道，都曾使用过烟幕部队进行防护。

训练极其艰苦。防毒服厚重闷热，面具戴上后视野受限，官兵还要接受模拟毒气环境训练。泸州青年易俊良后来回忆，防毒面具和防护装备十分笨重，训练时最怕的不是受罚，而是慌乱中丢掉武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前线部队对学兵总队的待遇产生过疑问。国难时期，许多部队只能领取不足额的军饷，学兵总队却能保持全饷，春秋还发放军装。在1942年的整军会议上，有将领提出，要么把这支部队送上前线，要么裁撤编制。

李忍涛没有争辩待遇，而是问在场将领：“你们在前线俘获的日军，身上有没有防毒面具？”会场逐渐安静下来。他指出，日军之所以让大量士兵携带防毒器材，正是因为担心中国军队具备化学战能力。

这番话并非替部队谋私，而是在说明一种看不见的战斗。学兵总队人数有限，却迫使日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防护。它没有大规模施放毒气，却形成了牵制和威慑。何应钦随后明确表示，这支部队不能裁撤，也不能轻易消耗在普通战斗中。

1942年中国远征军失利后，驻印军开始重组。1943年2月，李忍涛率学兵总队部分炮兵赴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式装备和盟军顾问训练。部队装备了大口径迫击炮，训练重点也从单纯防毒，转向炮兵协同和实战保障。

同年10月，李忍涛到前线视察后返程。10月28日，他乘机经过驼峰航线时遭遇袭击，飞机坠毁。李忍涛遇难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抗战胜利前，学兵总队的步兵部队还曾开赴桂柳战场，携带防毒装备准备参战，但日本宣布投降，部队未能投入大规模战斗。1946年底，随着军事机构调整，学兵总队被撤销，官兵分编到其他部队。

这支部队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却让中国军队第一次拥有了较完整的化学防护体系。李忍涛本人，也在驼峰航线的烈火中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