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知道面条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就常被家里派去轧面条了。
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说,轧面条和打酱油一样,都属于重要的成长标志。估算一下,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差不多是四五岁的年龄,轧面条则要再过些年,因为需要更大的力气,更复杂的互动,还需要或长或短的等待。
等待,也是成长必备的技能,我是在轧面条时学会的。
每次去轧面条,大人会给五毛钱,是轧面条的加工费,再拿出一个藤编的斗子,用瓢在面缸里挖出半斗子面,让我挎着,穿过几条胡同,来到轧面条的地方,通常就在路边,一两间小屋,没有什么招牌,只是在门口用白漆刷几个字:轧面条,或压面条,更简单的,就面条,或轧,就足够了。进去后,先将斗子放下,挨着前面的斗子,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斗子排成一行,翘把以盼,轧面条的人轧完一个斗子的面,再轧下一个,没有人插队,像面条一样整齐有序。
轧面条的过程很简单:先把面倒进机器里,加水,和面,再从机器里一遍遍轧,开始出来的面,像大片大片的破棉絮,再轧几遍,就平整了,像一张张厚厚的宣纸,然后,轧面条的人会问,细刀、中刀还是宽刀?得到答复后,将刀辊在机器上装好,轧最后一遍,面条就从刀缝里出来了,一根一根,一捆一捆,雪白雪白,如丝如织。
一般情况,轧面条都会选择细刀或中刀,大人不用专门叮嘱,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说用宽刀,压面条的人愣了一下,换了刀辊,轧出的面条,手指一样宽,我从没吃过这么宽的面条,不知回家能否交差。还好,那次一起轧面条的,还有我表姐,她比我大三岁,说,你轧这么宽的面条,肯定要挨揍,然后叮嘱我,你就说,中刀和细刀都生锈了,你才选的宽刀。我对她佩服不已,心想,大三岁还是不一样,实在是足智多谋。
那时轧面条,也常会让两个孩子一起去,一是作伴,二是面条轧好后,斗子比来的时候要重一些,两个人一起挎要好很多,一个人的话,挎一会儿就要换手,换到无手可换,两条胳膊都累得酸麻,只好用两只手提着,钟表一样打着摆子往前挪。到家后,大人把面条从斗子里取出来,晾干,再存放起来。但第一顿会吃鲜面条,往往是做焖面,老家话称炒面条,其实是炒豆角,加些五花肉片更好,炒半熟后,加水,面条放在豆角上蒸熟,最后和汤汁拌在一起,吃时再就几瓣新蒜,胳膊的酸麻,等待的无聊,都无影无踪了。
如今我做焖面,也必须用鲜面条,只是轧面条的店已经很少了,超市里各种龙须面、空心面,包括真空包装的鲜面条,都不是现轧出来的那种味道。还好,中山公园的老菜市场里,有一家轧面条的,虽不能拿面去轧,但也是现轧现卖,已差强人意。轧面条的是一个老头,也未必多老,但看不太出年龄,因为他一年到头,从头到脚都是白面,就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守着一台轧面条机,像洞穴里蛰伏的神怪,我每次去,都是先看见他一个雪白的背影,可能是机器太响的原因,要喊几声,他才突然间转过身来,大喝一声,要几斤?吓得人一哆嗦。
有一次,我看到面粉飞扬的小屋里,有个光点忽明忽暗,走近了发现,他竟然在抽烟,我脑海中瞬间闪过的,就是粉尘爆炸的一些视频,吓得我落荒而逃,面条也不买了。过几天再去,看到小屋还在,才踏实很多,他这次也没抽烟,只是盯着手机在看,趁他取面条时,我瞟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正在放一个短剧,剧名我就记住两个字——重生。
其实,人们从自己在家手擀面,到轧面条,堪称一次巨大的科技进步,那时,电动轧面条机对生活的改变,比今天的智能机器人似乎要大很多。有时回想起来,在轰鸣的机器前等待时,我常看着小店里贴的画出神,记得有一幅,已经很旧了,画的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迎接出访回国的周恩来,四个人笑的都很灿烂,当时,还没有这四位伟人同框的人民币,轧面条的五毛钱,印着正在工作的纺织工人,小店外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已经褪得看不清,收音机里播着评书《杨家将》,金刀杨令公力劈辽将,我为选择宽刀还是细刀而忽然迷茫,但无论如何,我都一直坚信,面粉终会在这里被轧成面条,河水一样流向未来的时光,而我只需等待,就能长大,建设祖国,实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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