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代孕机构，不断曝光仍然存在，应该追责

武汉代孕机构，不断曝光仍然存在，应该追责
文/叶雨秋

9月7日，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微博曝光：武汉市武湖街道辖区内一处隐蔽院子，藏着一个号称"华中地区最大"的代孕机构手术室。台账显示，9月1日、3日、6日均有手术记录，现场医疗设备仍在正常运转。然而，当记者和志愿者赶到现场时，却是人去楼空——又是一出举报后"精准撤离"的老把戏。
这剧本，观众真的看腻了。
每当代孕黑产被举报，涉事机构总能"先知先觉"地转移人员、隐匿证据，留给执法部门的只剩几台冰冷的机器。放眼全国，类似戏码反复上演：志愿者前脚刚掌握证据，后脚窝点就人去楼空；记者暗访完毕，相关机构就换了招牌、搬了地址。如此"神准"的预判能力，让人不得不问——到底是谁在通风报信？执法和监管链条里究竟有多少"内鬼"在为这些践踏人性的黑产充当眼线？
更该追问的是：除了"内鬼"，还有没有"大鬼"？
一个敢自称"华中最大"的代孕手术室，绝非三天两天搭起来的草台班子。手术室、实验室、台账管理、医疗人员、代孕母亲和供卵者的食宿安排——这背后是一套运转成熟的产业链。如此规模的非法医疗活动在当地存在了多久？辖区派出所是否接到过周边居民举报？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发现异常？卫健部门对辖区内的人类辅助生殖监管是否只是走走过场？
如果这一切的答案是"否"，那只能说明从基层执法到行业主管，有人不是在装睡，就是在装死。
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红线。2001年，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违者最高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及行政处分。2015年，国家12部委联合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确立"零容忍"原则。可法律禁令喊了二十多年，武汉地下代孕市场反倒越来越猖獗。
更令人愤怒的是，两年前媒体就已经揭开了盖子。
2024年3月，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在"3·15"期间推出暗访专题《生命"代工厂"》，记者潜入武汉多家代孕机构，揭露出"包性别包成功"套餐要价80万元、"卵妹"资料像商品一样任人挑选的骇人内幕。当时报道引发舆论震动，公众都在等待雷霆整治。然而两年过去了，上官正义的发现告诉我们：那些代孕机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升级出了"华中最大"的手术室。
两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婴儿从胚胎长成会跑会跳的孩童，却不足以让武汉的代孕黑产收敛半分。当初曝光后，当地卫健部门是否开展过全域排查？那些涉事机构和人员是否受到过实质性处理？如果两年前就动真格，今天何至于让"华中最大"的代孕手术室继续开张？如果当年只是应付舆情、风头一过便偃旗息鼓，那相关责任人就是赤裸裸的失职，甚至不排除有人在从中充当保护伞。
失职必须问责，保护伞必须连根拔起。当地卫健部门对辖区内非法代孕活动长期视而不见，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疏忽，而是严重的监管失职。我们强烈要求对武汉卫健系统相关人员启动问责调查：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是否有人收受好处、为代孕机构提供庇护？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
同样令人讽刺的是，面对代孕，法律似乎也有"看人下菜碟"的毛病。
2021年，演员郑爽的代孕录音曝光，那句"打也打不掉，我都烦死了"至今令人心寒。她在美国代孕、试图弃养的事实经由本人亲口承认，轰动全国。央视点名批评，中央政法委痛批其"逾越道德底线"，广电总局明确将其封杀。但是，对于她在公共平台近乎炫耀式地谈论代孕，除了行业惩戒和税务处罚，是否还有更严厉的法律追责？明星把代孕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客观上就是对这条黑色产业链最恶劣的广告宣传。如果连顶流明星都可以"代孕弃养"之后全身而退，凭什么要求普通人敬畏法律？这种选择性执法，本身就是对法律尊严的嘲弄。
代孕不是普通的违法经营，它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是对生命伦理的践踏，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出卖。那些被称为"卵妹"的年轻女性，在激素刺激下面临终身不孕的风险；那些代孕妈妈被当作"生育容器"，在地下室里完成胚胎移植；那些出生的婴儿如果性别不对、健康不达标，轻则被"退货"，重则不知所踪。
当志愿者冒着风险深入虎穴、当媒体顶着压力暗访曝光，他们期待的不是一次次"人去楼空"的失望，而是执法部门的雷霆出击和制度层面的釜底抽薪。我们不能再容忍"举报—曝光—撤离—沉寂—再开张"的恶性循环。

武汉这处"华中最大"的代孕手术室，必须成为彻查的起点而非终点：揪出通风报信的内鬼，问责装聋作哑的监管部门，深挖可能存在的保护伞，依法严惩所有涉案人员。两年前记者的暗访报道不应只是一次新闻热点，它本应成为斩断黑产的一把利剑。既然当年被曝光了依然如故，那就必须把当年和现在所有该负责的人一并追责。
正义可以迟到，但绝不能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