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中旬,河北张家口,杨成武连夜赶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同、集宁战役刚刚结束,部队撤围,张家口又面临东西两路国民党军的进逼。屋外人声杂沓,机关正在转移,屋内的杨成武却听到了更刺耳的话:“杨司令不会打仗了,只适合打游击。”
这句话并非正式结论,却在一些干部之间流传。攻打大同的任务,是杨成武主动争取来的。如今外围阵地鏖战一个多月,大同城仍未攻下,部队伤亡和消耗不小,批评自然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杨成武没有回避。他憋着一口气,对聂荣臻说:“下次包几个饺子给你们吃。”
这句带着火气的话,背后其实有清醒的判断。大同之战的问题,不只是“能不能打”,而是部队刚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能否适应坚城攻坚和大兵团协同。
1946年7月至8月,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发动晋北战役,歼敌八千余人,使大同守军陷入孤立。大同连接平绥、同蒲铁路,又有山地、河流和城垣掩护,守敌约两万人,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把这里视为华北西北方向的重要支点。
8月2日,联合作战会议在阳高召开。杨成武时年31岁,任副总指挥,所率晋察冀第3纵队担负主要攻城任务。第3纵队不少官兵此前是冀中游击队,打伏击、破袭很有经验,但对连续攻坚、穿插分割和围点打援,还缺少足够实践。
战斗一开始,部队清扫外围并不顺利。敌军虽然被逐步压缩,却没有被彻底歼灭,许多守军退入近郊工事和城内,反而增加了攻城难度。南大庙一带,守敌还有坦克支援,我军缺少有效反坦克火器,只能依靠土工作业。官兵连夜挖出防坦克壕,切断据点与大同之间的联系,才将其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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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斗很顽强,却暴露出一个问题:拿下阵地,不等于消灭敌人;打退援兵,也不等于形成完整包围。大同外围据点被逐个拔除后,攻城部队已十分疲惫,战役节奏也被拖慢。
更大的变化来自战场之外。蒋介石为调动傅作义,临时把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随即出兵三万余人,分路增援。前线若继续强攻大同,便可能遭到援军夹击;若立即撤围,又会前功尽弃。
部队转而北上打援,集宁一度成为歼敌良机。遗憾的是,战场指挥没有及时抓住窗口,敌军得到喘息,后续援兵陆续赶到,形势逆转。9月13日晚,我军撤出集宁战斗,随后撤围大同。
失利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聂荣臻后来在军区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指出没有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要求,也没有正确判断敌军进攻方向。对杨成武而言,这次教训尤其具体:正规部队不仅要敢打,还要会集中兵力、控制节奏,更要把敌人逼到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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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很快来了。
张家口战役期间,杨成武奉命率部在保北、平汉铁路北段展开行动,任务原本偏向袭扰和牵制。可他勘察地形后认为,敌军兵力分散,守备部队战斗力较弱,若只是零敲碎打,难以真正调动北平、保定一线的敌人。
9月29日,东线战斗打响,杨成武立即命令部队全线出击。几支部队同时扑向铁路沿线据点,连续攻克县城和车站,五天歼敌八千三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二十五公里。随后,他又抓住敌第三总队北犯的机会,以奔袭手段将其包围在漕河头地区,一夜半天歼敌四千六百余人。
这一次,杨成武没有把游击战和运动战割裂开来,而是把突然出击、快速集中、分割包围连成一体。熟悉的战法,经过正规兵团化运用,威力已经不同。
真正让“只适合打游击”这句话失去分量的,是随后几次易县作战。1946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第94军多次进攻易县。杨成武采用诱敌深入、预设战场、两翼夹击的办法,先后歼灭美械装备的第361团和第388团。后者被围后,敌军增援迫近,他连夜协调第7、第8旅,阻断援军,集中力量完成歼灭。
战斗中,火力差距依旧存在,敌军依靠村落和院落顽抗。但我军已不再满足于夺取几个阵地,而是盯住敌团指挥部、退路和增援路线。第388团最终被全歼,俘敌两千余人。
有人曾因一次攻城失利否定杨成武的指挥能力,实际上,大同之战暴露的是部队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时的共同短板。杨成武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被议论困住,而是把失败拆开研究,再用一次次歼灭战回答质疑。
他后来还真笑着说过:“这回锅里的饺子,可不止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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