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北京城连日阴雨。一天,刘其昌在街头借伞避雨,抬头时认出了伞下那张熟悉的脸。对方曾是他的上级,也曾是东北抗联的高级干部。两人没有寒暄,短暂对视后各自离开。没过多久,刘其昌被公安机关逮捕,审讯时抛出一句惊人的话:“杀害杨靖宇的人,就在北京当官。”
这句话并非普通的互相攀咬。刘其昌与程斌早年都在杨靖宇部下任职,后来相继投敌。抗战胜利后,他们又设法隐藏身份,混入新的社会环境。刘其昌担心罪行败露,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交代出来。公安机关随即展开核查,并将有关线索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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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斌,1911年生于吉林。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学生抗日活动,1932年加入抗日队伍。杨靖宇整顿磐石地区武装时,看中了程斌有文化、敢作战,便让他担任基层干部。那时的东北抗联兵力有限,干部奇缺,能打仗、能做群众工作的年轻人,很快就会被推到重要位置。
程斌的上升并非毫无缘由。1935年前后,他已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与联络地方抗日武装,也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杨靖宇对他颇为信任,军中甚至有人称他为“小杨靖宇”。有意思的是,正因为熟悉抗联的编制、习惯和秘密联络方式,他后来造成的危害才格外严重。
1938年,日军抓捕了程斌的母亲和兄长,并以此逼迫他投降。亲属被扣押只是诱因,长期作战的困苦、部队联系中断以及日军的持续围剿,共同加剧了他的动摇。程斌最终选择叛变。此前,他在一次会议上杀害反对投降的李茨苏,并打伤李向前,随后带领部分部队下山接受日军收编。
投敌之后,程斌被编入伪警察部队,成为日军追剿抗联的重要帮手。他熟悉杨靖宇部队的行动规律,更知道密营对于抗联意味着什么。密营分散在深山之中,储存粮食、弹药和药品,是部队躲避围剿、恢复体力的关键。程斌向日军提供线索,使大批密营遭到破坏,杨靖宇部队由此失去了重要补给。
这不是简单的改换门庭,而是把曾经掌握的军事机密交给敌人。日军在程斌协助下,调整追剿办法,频繁夜间搜索,逼迫抗联不断转移。杨靖宇只能率部进入更加偏僻的山区,身边人员越来越少。抗联战士后来回忆,程斌对杨靖宇的作战方式太熟悉,追踪造成的压力,远超一般伪军所能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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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一带陷入重围,经过长时间战斗后牺牲。关于最后开枪者,史料记载涉及投敌人员张奚若等人;但在整个围剿过程中,程斌提供情报、破坏密营、持续追踪,对杨靖宇陷入绝境负有重要责任。日伪方面还曾让他辨认遗体,以确认身份。
杨靖宇牺牲后,程斌并没有停止作恶。抗战后期,他继续率伪军参加“讨伐”和扫荡,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与人民武装作战。1946年,他因参与进攻法库等地而受到国民党方面嘉奖。身份几次变化,手上的罪行却始终没有改变。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解放后,程斌携家属和财物逃往北平。他隐瞒经历,改换身份,进入华北军区后勤系统任职。凭借伪装出来的“老实”和“能干”,他一度成为机关干部。战火刚结束不久,曾经的叛徒竟然混进人民队伍,这也是案件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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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刘其昌的供述让这段隐蔽往事重新浮出水面。公安机关经过调查,确认北京的程斌正是当年投敌的抗联干部。随后,程斌被捕并押往热河审讯。审理中,他的投敌经过、参与追剿以及战后继续作战的罪行逐步查清。
1951年5月12日,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程斌死刑,并于当天在承德执行。那个曾经受杨靖宇提拔、掌握抗联机密的人,最终以叛徒和战犯的身份结束了生命。刘其昌也因自身参与投敌、隐瞒罪行等问题受到审判。雨中的一次偶遇,揭开的并不只是两个人的身份,更牵出了杨靖宇牺牲前后那段复杂而惨烈的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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