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北京中南海，国共和谈仍在进行。张治中、刘斐等国民党方面代表应邀参加宴会，席间一位年轻却十分熟悉的面孔，让张治中当场怔住。这个人不是普通来宾，而是胡宗南身边曾经最受信任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张治中脱口说道：“熊老弟，你什么时候起义的？”
周恩来听后笑了笑，替熊向晖答道：“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一句话，点破了熊向晖身份背后隐藏了十多年的秘密。
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1936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那时的北平，学生运动风潮正盛，民族危机也在不断加深。就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刚走进大学的青年而言，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的道路不会平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熊向晖无法返回北平，只能随流亡队伍南下。组织上没有让他留在后方从事一般工作，而是交给他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进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寻找接近高级将领的机会。
这条路并不显眼，甚至可以说是一枚“闲棋”。可真正的隐蔽工作，往往不能急于求成。熊向晖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随后被安排到胡宗南部队工作。他没有显露锋芒的资本，只能靠观察力和应变能力，一点点赢得信任。
胡宗南初次接见服务团成员时，曾逐一点名。轮到熊向晖，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即起立，而是坐着举手说：“我就是。”
胡宗南觉得此人举止特别，便问他为何参军。熊向晖没有泛泛而谈，而是抓住国民党军队最看重的政治话语回答，表示抗战就是革命，反对抗战便是反革命。话说得很硬，却恰好符合当时胡宗南对青年军人的期待。
有意思的是，熊向晖并不是靠一次谈话便取得信任。胡宗南随后了解他的家庭、经历和政治态度，又将他送入陆军军官学校受训。这所学校承继黄埔军校传统，毕业生大多被视为嫡系骨干。熊向晖由此取得了进入核心圈子的通行证。
临行前，董必武曾叮嘱他，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轻易离开胡宗南。这样的任务，危险不只来自敌方审查，也来自长期孤独。身份不能公开，立场不能暴露，甚至连与组织联系都要极其谨慎。
毕业后，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这个职位看似只是处理文件，实际却能接触作战部署、部队调动以及国民党高层的内部信息。胡宗南掌握第一军等精锐部队，长期驻扎西北，蒋介石也把他视为防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力量。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判断共产党可能受到冲击，国民党方面遂产生了趁机进攻延安的设想。胡宗南部队距离延安较近，又是中央军精锐，一旦发动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中共中央主力分散在各抗日根据地，延安留守力量有限。熊向晖从机要文件和内部谈话中察觉到这一计划后，设法将情报送往延安。由于敌我联络条件恶劣，消息传递并不顺利，等中央获悉时，进攻准备已经相当紧迫。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迅速判断，单靠军事部署很难在短期内阻止胡宗南行动。叶剑英等人提出，将计划直接公开，借助舆论和国际压力，使蒋介石难以贸然下令。
随后，朱德等人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胡宗南，呼吁避免内战。《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也相继披露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边区的动向。相关情报几乎原样公开，既是为了证明消息可靠，也把熊向晖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计划曝光后，美国方面担心援华物资被用于内战，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只得否认进攻延安的安排，胡宗南部队的突然行动因此受到牵制。毛泽东后来评价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句话并非夸张，情报工作改变的，往往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整套部署。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工作多年，却始终没有被识破。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他已离开胡宗南系统，之后赴美国学习。1949年，他回到北平，公开恢复组织关系。此前无人知晓的地下党员身份，至此才正式揭开。
所以，中南海宴会上的那一幕，张治中才会如此震惊。在他的印象里，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亲信，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人，谁能想到，这位“自己人”早在1936年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斐听完也感慨不已。张治中回去后，将此事告知蒋介石，并据此感叹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屡遭失败，连情报系统也早已漏洞百出。熊向晖没有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却凭借一个隐蔽身份，长期影响了国共双方对局势的判断。િસ્તા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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