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藩、徐青：关于尽快制订宠物保护法规的建议（载于《宠物科学》

近年来，宠物已成为众多家庭的重要陪伴对象。但在宠物保护、虐待行为规制、弃养治理和救助体系建设等方面，中国仍缺乏统一、系统的法律规范，各地虐待、虐杀宠物及传播虐待视频等事件时有发生，有的事件持续发酵并引发大规模网络舆情甚至线下聚集。已有研究指出，动物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无生命财产，其生命属性决定了法律有必要给予区别于一般物的特殊保护。这反映出公众宠物保护意识提升与法律供给滞后之间的矛盾。为此，建议尽快启动《宠物保护法》或《宠物保护条例》的立法工作，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文明、保障公共安全、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制订宠物保护法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末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已达1.26亿只，其中宠物犬约5343万只，宠物猫约7289万只。市场演化表明，宠物已经不仅是个人财产，还具有情感陪伴、心理慰藉和社会关系纽带等功能。宠物保护也已从单纯的个人修养问题，逐步演变为社会治理、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出台全国性法律规范，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明显的紧迫性。

（一）虐待宠物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冲击社会文明底线

近年来，全国多地发生虐狗、虐猫、直播虐待宠物、制作和传播虐待视频等事件，时常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由于缺乏针对性法律依据，许多案件只能依据治安管理、财产权保护和网络治理等间接规定处理，执法机关常面临“行为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却缺乏直接处理依据”的困境。围绕动物究竟应享有“权利”还是主要获得“福利保护”问题，学界虽有争论，但对于通过立法设定禁止虐待的底线规范，已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尤其是以虐待牟利、以猎奇内容吸引流量的行为，已超出一般性道德失范，具有刺激模仿、污染网络生态、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建立明确的禁止性规范和责任体系，有助于划定社会文明底线。

（二）宠物保护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新课题

近年来，多起虐待宠物事件引发持续网络舆情、跨地区声援和线下聚集，个别事件因事实认定不清、回应迟缓或处置不当，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特别是恶性虐待事件经网络传播后，容易形成情绪共振，并由个案争议扩展为对政府执法公正性和治理能力的质疑。2026年6月，发生在重庆的“山姆打包哥”虐待领养猫狗事件，曾引起持续几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造成了现场的警民冲突。若长期缺乏规则，就容易造成频繁的公众自发调查、网络围攻甚至线下冲突。通过立法建立举报、调查、处置、救助和信息发布机制，能够把社会关切纳入规范渠道，提升风险预警和矛盾化解能力。

（三）现有法律体系存在明显制度空白

中国已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及各地出台的养犬管理法规，但这些法规主要着眼于生态保护、疫病防控、犬只登记和公共秩序管理，对宠物虐待、弃养、收容救助、商业性繁殖和网络传播虐待内容等缺乏统一规范。对动物福利立法的研究表明，现代法律对动物的保护并不以赋予其完整法律人格为前提，而可通过建立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免受不必要痛苦等制度来实现。民法能够处理宠物作为财产受侵害后的赔偿问题，却难以覆盖饲养人虐待自己宠物、无主动物遭受残害等情形的处理；治安和刑事规范通常也只有在行为同时损害他人财产或扰乱秩序时才适用。而且地方标准不一、部门职责交叉，导致同类事件的处理结果差异较大，亟须通过专门法规来弥补制度断层。

（四）完善宠物保护制度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国际上，宠物保护立法起步较早。欧洲委员会于1987年通过并开放签署《欧洲宠物动物保护公约》，围绕饲养、繁殖、经营、收容和减少流浪动物等确立基本标准。2026年，欧盟完成《犬猫福利及其可追溯性条例》的立法程序，首次在欧盟层面建立犬猫繁殖、饲养、销售、身份识别和可追溯性统一标准。德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也通过了动物保护或防止残酷对待动物的制度，对虐待、遗弃和不当饲养作出规范。这些立法实践表明，现代宠物立法是对动物福利、公共卫生、市场秩序和社会文明的综合治理，中国应借鉴其做法并形成符合国情的制度。

二、制订宠物保护法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宠物保护立法不是简单赋予宠物法律人格，也不是照搬国外动物福利制度，而应立足中国国情，坚持社会治理现代化方向，兼顾宠物保护、公共安全、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依法治理与文明建设相统一。相关研究认为，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应当建立在人类利益、动物基本福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协调的基础之上。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宠物保护立法的根本目的，不是把宠物利益置于人的利益之上，而是通过规范饲养、交易、救助和处置行为，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精神权益和公共利益。既要保护养宠人的合法财产和情感利益，也要保障不养宠居民免受噪声、异味、伤害、疫病传播和公共空间侵扰的影响。对中国动物福利制度构建的研究也强调，立法应在保障动物基本福利的同时充分考虑公共卫生、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承受能力。立法应把文明养宠、依法养宠、安全养宠统一起来，明确饲养人责任边界，防止以“爱宠”为名损害邻里权益，也防止以“管理”为名实施粗暴捕杀。

（二）坚持宠物保护与公共安全相统一的原则

宠物保护与公共安全并不矛盾。禁止虐待、遗弃和不人道处置，有利于减少流浪动物、降低疫病和攻击风险；严格登记、免疫、牵领和危险犬只管理，也有利于保护宠物免受随意捕捉和处置。从法经济学角度看，动物保护立法应把虐待、弃养等行为造成的公共卫生、环境治理和社会管理成本纳入责任配置，减少由社会承担的负外部性。法规应规定饲养人对免疫、约束、清洁和伤人赔偿承担的责任，并为处置失控、患病、攻击性强或严重扰民的动物提供依据。对确需实施捕捉、隔离或安乐死处置的宠物，应设定专业程序和人道标准。

（三）坚持教育引导与依法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宠物治理涉及社会习惯、伦理观念和日常行为，仅靠处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初次发生、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可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强制参加社区服务或文明养宠培训促成转变；对故意虐待、反复遗弃、组织传播虐待内容或以虐待视频牟利的，应依法从严处罚。关于动物福利的正当性研究指出，尊重动物的感受、限制无必要的痛苦，既源于道德关怀，也有助于塑造文明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还应采取建立违法记录、限制饲养、没收或转移安置宠物等措施，直接阻断继续伤害；对同时触犯治安管理规定或刑事法律的，应明确处理的衔接机制。

（四）坚持分类管理、循序推进的原则

宠物种类多样，饲养方式、风险程度和社会接受度差异较大，不宜在立法初期就采取完全相同的管理标准。建议先以犬、猫等数量大、治理问题突出的伴侣动物为重点；对鸟类、爬行动物、水生动物和异宠，可根据物种特性、公共卫生风险和生态影响另行规范。对城市与农村、家庭饲养与经营性繁殖、一般宠物与危险动物，也应实行差异化管理。可先确立底线规则，再通过配套规章和技术标准逐步细化。

（五）坚持社会共治的原则

宠物保护横跨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网信、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等领域，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完成。已有研究指出，中国流浪动物管理长期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收容机制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缺乏规范等问题。法规应明确政府职责，同时发挥社区、物业、行业协会、宠物医院、公益组织、志愿者和公众作用。行业协会可制定服务规范，宠物医院可参与芯片植入、免疫登记和伤情鉴定，公益组织可承接救助、绝育和领养，社区可开展纠纷调解和文明养宠教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共享和社会监督，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基层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

三、关于宠物保护法规内容的具体建议

宠物保护立法应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按照“急用先立、逐步完善”的思路，优先围绕当前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建立基本制度框架。

（一）明确虐待、遗弃及其他不当对待行为的认定标准

建议明确规定，故意殴打、残害、恶意断水断粮、长期置于明显不适宜环境、遗弃致伤致死、组织或教唆虐待、以虐待表演或传播内容牟利，以及饲养人违反持续照护义务，将宠物置于无人照料或者明显危险状态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有关动物民法地位的研究提出，应根据动物的生命性和感知能力，对其区别于普通物给予特殊法律保护。认定违法行为时应综合考虑行为方式、持续时间、动物伤情、是否为主观故意、社会影响，并区分正常医疗、紧急避险、依法防疫和安乐死规范处置等情况，防止认定范围过宽和执法裁量失当。

（二）建立分层处罚制度

对一般虐待行为，可采取责令改正、罚款、暂扣或依法收容涉事宠物、强制参加教育培训等措施；对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屡教不改或造成宠物死亡的，可提高罚款额度，并禁止一定期限内或终生饲养、繁殖和经营宠物。基于动物权利理论及其法哲学的研究认为，即使不承认动物与人享有同等权利，也应承认其免受无必要伤害的利益具有法律保护价值。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损毁他人财物或构成其他犯罪的，应依法移送处理，实现行政处罚与治安处罚、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

（三）建立全国统一的宠物身份管理制度

建立犬猫实名登记制度，以电子芯片作为主要身份识别载体，并通过统一信息平台生成电子身份凭证和查询码，实现出生、交易、免疫、医疗、转让、遗失和死亡的全过程记录。应明确数据采集范围、查询权限和隐私保护要求，并允许地方平台与国家平台互联互通，为找回走失宠物、查处弃养和非法交易行为提供可靠依据。

（四）建立弃养治理制度

要强化饲养人的全过程责任，明确宠物转让、送养、遗失报告、死亡处置等环节的法定义务，禁止无正当理由随意遗弃。确因疾病、家庭变故等原因无法继续饲养的，应通过合法转让、送交收容机构等方式处置。对弃养造成动物伤人、疫病传播、交通事故或公共环境损害的，弃养人应依法承担责任，并将其恶意弃养行为纳入限制饲养记录。

（五）建立规范的收容救助体系

推动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委托运营等方式建设基本收容救助网络，鼓励具备条件的公益组织参与流浪宠物救助、绝育、免疫和领养工作。研究表明，当前民间救助普遍面临资金短缺、人员不稳定、场地不足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困难，单纯依赖志愿者难以形成可持续机制；高校等社会力量可以成为稳定的志愿服务资源，但仍需政府统筹、专业培训和制度支持。应制定收容容量、卫生防疫、信息公开、领养审核和人道处置的标准，建立关于财政资金、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的透明机制。有关研究也主张通过政府扶持、授权与监督相结合，规范民间救助组织的运行，既避免简单扑杀流浪宠物，也防止无节制收容造成的收容空间拥挤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福利问题。

（六）加强宠物繁殖和经营管理

对经营性、规模化宠物繁殖实行许可或备案管理，明确场所、卫生、防疫、繁殖频率、种源健康和最低福利标准。动物福利观念的演变表明，现代动物保护已由单纯防止残酷行为，逐步扩展到改善饲养环境、保障基本健康和满足必要行为需求。禁止近亲繁殖、过度繁殖、出售明显患病或来源不明动物，并要求线上、线下经营者公示登记、免疫和健康信息。严厉打击盗窃宠物、非法运输、虚假销售和利用虐待内容牟利等行为，促进宠物产业的规范发展。

（七）完善部门协同执法机制

建立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动物防疫和专业指导、公安机关负责治安秩序及严重违法行为处置、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宠物经营活动、网信部门负责网络内容治理、城市管理部门和基层政府负责流浪动物发现、转介的职责体系。建立统一举报入口、案件移送规则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首接负责和限时反馈制度，减少相互推诿和重复执法。

（八）建立未成年人教育和心理干预制度

将尊重生命、文明养宠和公共责任纳入中小学生命教育、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内容。动物保护立法研究强调，人与动物的关系不仅是私人伦理问题，也会反映并塑造社会成员的同情心、责任感和公共道德。对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虐待宠物的行为，不宜简单处罚了事，应根据年龄和行为程度启动监护人教育指导、心理评估、行为矫治和持续回访机制。学校、社区和家庭应共同参与，及时识别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发挥源头预防作用。

（九）完善网络平台治理责任

压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对虐待宠物的直播、视频传播、付费群组和交易引流等内容，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等措施，并留存证据、配合调查。对多次传播、组织制作或通过流量分成获利的账号，应提高处置等级。平台还应优化推荐算法，避免猎奇虐待内容因高互动而被扩大传播效果。

（十）加强普法宣传和社会引导

通过社区、学校、媒体和公共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文明养宠宣传，普及免疫、绝育、牵领、清洁和弃养责任等知识。将宠物保护与社区公约、基层调解、文明城市建设相结合，推广依法、理性处理宠物纠纷的方式。对典型案件的执法信息应及时、准确发布，以案释法，既回应社会关切，也防止谣言扩散和情绪化对立。

结语

宠物保护立法不仅关系到宠物福利，也关系到社会文明、公共安全、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随着宠物数量的增长和公众法治意识的增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宠物保护制度已具备现实基础。对中国动物福利立法价值的研究已经表明，此类制度并非单纯移植西方观念，它能够服务于公共卫生、市场秩序、生态文明和社会治理等多重目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启动立法论证，坚持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分类规范、社会共治，构建覆盖宠物保护、文明养宠、依法监管和公共治理的现代法治体系，实现宠物保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的统一，为基层治理和公共秩序维护提供稳定的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略去）

——本文原载于《宠物科学》202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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