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198年冬，下邳城破，吕布被曹操军队押到白门楼。城中一片混乱，曾经令诸侯忌惮的“陷阵营”已经不复存在。站在吕布身后的高顺没有争辩，也没有求生，只是沉默地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高顺的悲剧，未必在于武艺不够，而在于跟错了人。他统率的陷阵营以七百人闻名，攻坚能力极强，军纪也十分严整。史书称他“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这在吕布部下当中十分少见。
可吕布反复无常，既不能稳定部众，也不能采纳陈宫等人的建议。高顺虽有战功，却始终得不到充分信任，兵权还曾被魏续夺走。下邳危急时，吕布的猜疑和迟疑，最终把一支精锐拖进绝境。高顺选择不降，成全了忠义，却也失去了活下来的机会。
河北名将中，颜良和文丑常被并称为袁绍帐下的两把利刃。官渡之战前，袁绍兵多将广，颜良、文丑的威名更被不断放大。问题在于，勇将一旦被主帅当成可以横扫一切的凭仗，往往最容易被推入险地。
白马之战，袁绍派颜良率军进攻东郡太守刘延。曹操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把袁绍主力牵制在延津，随后亲自率军驰援白马。颜良猝然遭到袭击，关羽在乱军中将其斩杀。小说把这一幕写得极为惊险，但史书同样记载了关羽斩颜良。
文丑的结局则更复杂。正史记载他在延津战败被杀，并没有明确说死于关羽之手；《三国演义》为了突出关羽的勇武，将其安排为关羽追斩。两种叙述虽然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袁绍用兵迟缓，调度失当，河北双雄还没有真正施展本领，便相继倒在战场上。
庞德的命运，更像一柄不断被转手的刀。早年他跟随马腾、马超父子征战西凉，作战勇猛。马超在关中失败后投奔张鲁，庞德因病留在南郑，后来才重新进入军伍。所谓“被马超弃置”，不能简单理解成一次有意背叛，但庞德确实因此与旧主分离。
投靠张鲁之后，庞德仍未获得真正施展抱负的空间。曹操平定汉中，他转而归降。曹操重视他的勇力，任命他为立义将军，可在曹魏集团内部，庞德毕竟是降将，信任始终需要战功来证明。
219年樊城之战，庞德随于禁出兵救援曹仁。为表明自己并非心向马超或关羽，他抬着棺材出战。小说写他与关羽大战百余合，正史虽没有这样的具体回合，却同样记载庞德奋战不屈。汉水暴涨后，魏军溃败，庞德被俘，拒绝投降而死。勇将有了，却始终没有遇到能让他安心托付的主公。
益州名将张任，出场不如关张赵等人显赫，却是刘璋阵营中最有战斗力的将领之一。刘备入蜀后，张任在雒城一带组织抵抗，并参与对刘备军的阻击。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小说将此事归于张任设计，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谋略和狠劲。
张任并不是只会冲阵的武夫。他熟悉益州地形，也知道刘备军远道而来、补给不易，本来可以凭借城池和地势长期周旋。遗憾的是，刘璋性格软弱，既缺乏统一部署，也无法让部下形成真正的合力。张任再能打，也只能在被动局面中苦撑。
雒城失守后，张任被刘备军擒获。刘备有意招降，他却回答：“老臣终不复事二主。”这句台词出自小说，却符合人物最终拒降的形象。张任被处死，益州也随之失去了最坚定的一根支柱。
魏延的处境，又与前几人不同。他不是败在一场战役，而是败在蜀汉后期复杂的军政关系中。刘备夺取汉中后，破格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当时许多人没有料到，这名出身并不显赫的将领，后来会成为蜀汉北伐的重要支柱。
魏延作战强硬，敢于冒险，和诸葛亮偏重稳妥的用兵风格存在明显差异。他提出从子午谷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设想，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材料，但诸葛亮没有采用。这个计划能否成功，后世争论不休；可以确定的是，魏延的进取性格与蜀汉谨慎的战略取向并不完全合拍。
234年五丈原诸葛亮病逝后，魏延与杨仪发生冲突。魏延烧毁栈道，率军南撤，杨仪则上表指称其谋反。魏延最终被马岱斩杀，首级送到杨仪面前。正史中的“谋反”究竟包含多少军争和党争因素，后人很难用一句话定论，但魏延确实没有获得善终。
这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高顺的忠诚、颜良和文丑的勇力、庞德的刚烈、张任的坚守、魏延的奇谋，都曾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却没有转化为稳定的政治地位。三国故事里，猛将并不稀缺，能够识人、信人、用人的主公，才真正难得。
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写他们时，往往不只是在写个人败亡。白门楼的沉默、白马和延津的骤变、樊城洪水中的棺木、益州城下的拒降，以及五丈原后的军中冲突，都说明一个道理：武力可以赢下一阵，却未必能替一个将领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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