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广东官场出了一件稀罕事:粤西山区一个县委书记,一纸调令直接当上了省委书记。这个人叫郭荣昌,当年42岁。要知道,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中间还隔着好几级台阶,寻常人熬上半辈子也未必爬得完。难怪他自己接到通知时都愣住了,追着通讯员反复确认:是不是送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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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省里议论纷纷。有人不服,有人看笑话,等着瞧这位“空降干部”出洋相。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坐了直升机的年轻人,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双沾满泥土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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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得从头说起。郭荣昌1933年出生在广东潮阳,少年时赶上战乱,在香港读书期间接触到进步思想。1951年,18岁的他做了个旁人眼里“犯傻”的决定,扔下香港的安稳日子,回到内地,进南方大学学习后一头扎进粤西山区搞土改。多少人挤破头往机关里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基层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俗话说得好,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可他偏偏不急着发光,只顾着低头种地、修渠、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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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真正扬名的,是罗定县。这地方属于石灰岩地貌,留不住水,当地流传着一句心酸的老话:十年九旱,年年喊饿。1972年郭荣昌接手时,全县一年的工业产值还比不上珠三角一个富社队。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办公室听汇报,而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脚踏布鞋,把全县的村村落落跑了个遍。哪口井多深、哪条河几月断流、谁家粮缸见底,他全记在小本子上。底下干部想糊弄他?没门。他直接进村拉住老乡问:今年的收成够吃几个月?见他裤腿上全是泥,老百姓才肯掏心窝子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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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后,他干了件大事,修一条把太平河、罗镜河的水引到田里的渡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工程要花两千多万,县里一年财政收入才九百万;没有机械,全靠人挖肩挑;专家还警告山坡高、水压大,容易塌。困难吓不倒他。缺水泥,就用石灰土夯实代替;没图纸,本地技术员凭着简陋水准仪,沿着山脊一步步把线“踩”了出来。1976年11月开工,四万多人齐上阵,苦干四年零两个月,一条5200米长、最高处37米的人间奇迹终于通水。罗定从此告别“饿定”,成了远近闻名的粮仓。这条被称作“南国红旗渠”的长岗坡渡槽,至今仍在诉说那段热血岁月。
进了省委大院后,郭荣昌分管文教,第一场硬仗就找上门来。当时有人主张把华南农业大学整体搬到农村,理由冠冕堂皇,农业大学就该待在乡下去。这话听着在理,实则是要连根拔起一所名校:贵重仪器经不起搬迁,几十万册藏书无处安放,科研项目也得中途夭折。郭荣昌没有空讲大道理,他翻开账本一笔一笔算:光搬迁费就得800万,省里拿不出这笔钱,要不你去向教育部申请?几个回合下来,对方被数字堵得哑口无言。一所百年学府就这样保住了,如今已是国家“双一流”高校。
人红是非多。有人私下嘀咕他是靠“坐火箭”上来的。1978年,他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选择,主动申请下基层,从省委书记的位置去了肇庆当地委副书记,级别整整降了两级。别人替他喊冤,他却说自己进步太快,底子薄,需要回炉补课。在肇庆的几年,他还是老样子:下田、修路、办水利,七星岩风景再美也没有游客,他亲自起草五年旅游规划,为拉投资,在香港的商人办公室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
1985年他重返省委,此后跑遍了全省120多个县市区、1000多个乡镇,广东“十年绿化”的宏图里有他种下的第一片林,特区发展思路里也有他的智慧。晚年他官至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心里装的仍是农民,临终前最后一个心愿,是让每个农家都能出一个大学生。2008年9月13日,郭荣昌在广州走完了76年的人生。
一步一个脚印的人,走得慢,却走得远。郭荣昌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好官,从来不在办公室的文件堆里,而在老百姓的田埂上。这份初心,值得今天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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