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人通过民事起诉要求还款后又控告诈骗，如何为借款人辩护？

作者：张春律师 知恒广州刑事专业委 副主任 、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诈骗案辩护、电话：170 6045 1589（微信同号）；

陈婉雯刑事团队核心成员，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辩护；

林浩锐刑事团队核心成员，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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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原创，未经许可不能转载

导语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现象变得愈发普遍：借款人就借贷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后，在诉讼进展未达预期或面临执行困境时，转而以“诈骗”为名向公安机关刑事控告，意图借助刑事侦查的强制力向债务人施压，迫使债务人在人身自由受限、财产被查封的压力下“和解”或履行债务。这种“以刑促民”的操作，实质上是以国家刑事司法权为个人私益服务的异化现象，不仅严重背离刑法谦抑原则，更可能将本应属民事纠纷的案件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

本文中，张律师将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民刑界限的划分、不同诉讼阶段的辩护策略四个维度，探讨此类案件的有效辩护路径，供各位参考。

正文

一、民事起诉与刑事控告并行时的程序处理原则

在程序处理上，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两种模式。“先刑后民”就是指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再审理民事案件；“刑民并行”就是指刑事和民事各走各的程序，互不耽搁，同时推进。鉴于“先刑后民”长期作为一种办案惯性，国内知名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指出，“先刑后民”不宜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应确立“刑民并行”为一般原则，仅在特定例外情形下适用“先刑后民”。张律师认同王利明教授的观点，结合法学理论与办案实际来看，大部分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本案当事人受到刑事指控后，通常都会先中止本案的审理，等到刑事指控结束后再决定本案还要不要继续审理，然而该做法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且易被滥用，成为侦查机关介入经济纠纷的借口。

（一）我国司法解释从未确立“先刑后民”原则，反而多次明确了“刑民并行”的立场

我国司法规范性文件尚未确立“先刑后民”原则，但“刑民并行”原则已有明确规定，并具备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具体如下：

上述法律规范共同传递出明确的制度信号：刑事立案本身并不必然阻碍民事程序的独立推进。据此，司法实践应当摒弃“先刑后民”的办案惯性，转而以“刑民并行”作为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般原则。

（二）以“刑民并行”为原则，“先刑后民”为例外的适用顺位与选择标准

在“刑民并行”作为基本原则的框架下，如何确定具体案件到底要适用“原则”还是“例外”，需要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进行精准判断。

适用“刑民并行”的情形：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虽基于同一借款事实，但民事审判已经对借款合同关系作出了生效判决，确认合同有效、借款人负有还款义务。这一生效判决本身即构成了对案件性质的权威认定——合同有效，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与交易基础，而非行为人单方虚构事实、恶意占有。在此情形下，民事程序已率先完成了对该事实进行认定。若后续再以同一事实启动刑事程序指控诈骗，将导致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一方面生效判决确认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刑事追诉却认定行为人自始无履约意愿、构成诈骗。

适用“先刑后民”的情形：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且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查明客观上依赖刑事侦查的结果。例如，出借人主张借款人伪造购销合同骗取贷款，而该伪造行为恰是正在侦查的合同诈骗罪的核心事实，民事法庭难以在刑事认定之前独立完成事实认定。在此类情形下，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存在差异，且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中止民事审理、等待刑事结果，更有利于查明客观真实。

二、即使存在刑事程序不代表就构成诈骗，核心标准是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虽均涉及借款行为，都存在未还款事实，甚至借款时都可能存在某些不实陈述，但法律评价天差地别。区分的核心标准，在于行为人借款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司法文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

在借贷型诈骗案件中，司法实践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综合判断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借款时的还款能力、是否采取欺骗手段、借款实际用途、不能归还的原因以及事后态度。然而，这些要素的审查不能走向简单化。根据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17年《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须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不能仅凭“无力还款”的结果逆推“借款时即有不归还故意”，也不能因存在部分欺骗行为就认定诈骗成立。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指出，须准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严禁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严禁将经济纠纷升格为犯罪、将民事责任转化为刑事责任。同时，应严格把握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妥善处理民刑交叉问题。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唯有民事、仲裁等途径不足以调整时方可介入。这既为立法设定了标准，也为司法提供了指引，要求人民法院审慎用刑，防止刑罚权不当侵入经济领域。

（二）指导案例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刑事审判参考》第1512号指导案例：黄某正等合同诈骗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欺诈行为，应当从合同履行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依据某一事实，如夸大数量等，就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合同最终适当、全面履行不存在根本影响的，一般不应作为刑事犯罪处理。这一裁判规则同样适用于借贷合同纠纷，为借款人的出罪提供了重要的裁判依据。

三、“刑民”两种程序并存时，辩护律师可以为当事人做什么？

无论是“刑民并行”还是“先刑后民”，两种模式均涉及刑事程序的启动。然而，刑事立案一旦启动，侦查措施的强制力将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益及社会声誉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因此，辩护律师应当首先明确刑事程序进展至何种具体阶段，因阶段不同则策略各异，唯有如此，方能将刑事风险化解于审判程序之外，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当事人的实质冲击。

（一）立案阶段（包括立案前的初查阶段）

在公安机关初查阶段，即尚未正式立案的阶段，无论案件来源系当事人报案还是法院移送，辩护律师均可介入，通过提交书面法律意见书、整理有利证据、与办案人员当面沟通等方式，力争说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若公安机关仍坚持立案，辩护律师可同时向同级或上级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责，对违法立案的案件监督撤销。

本阶段法律意见书的重点内容应包括：本案已有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借款合同关系，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依据，包括还款记录、资金用途、担保情况等；引用《刑事审判参考》相关案例和法律依据；指出立案将涉嫌“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反中央及最高检相关政策精神。

（三）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通过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全面掌握案件事实与侦查方向。若案件来源系被害人报案，律师还应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恶意报案或虚假诉讼情形，并在法律意见中予以阐明。

本阶段提交的法律文书内容应包括：若当事人在押，则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争取变更强制措施；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向侦查机关提交《撤销案件法律意见书》，论证本案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不属于刑事追诉范围，力求在侦查阶段终结前阻却刑事程序的继续推进。

（四）审查起诉阶段

若已经处于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及时调取全案卷宗材料，进行全面阅卷与证据分析。针对证据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或取证程序违法之处，应提出相应的书面申请，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审查监督职责。

本阶段提交的法律文书内容应包括：《不起诉法律意见书》，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或情节显著轻微等角度，论证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阅卷情况，向检察机关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或《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请求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法院审理阶段的实质辩护

若案件最终进入审判程序，辩护律师应及时调整策略，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展开辩护。

在程序层面，辩护律师应主动审查侦查阶段是否存在管辖错误、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程序违法情形，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或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动摇控方证据体系的法律根基。

在实体层面，若案件事实难以全盘否定，则应积极推动罪名转化辩护，即论证行为不构成公诉机关指控的重罪，而仅属于轻罪范畴，例如将诈骗罪辩护为职务侵占罪，从而改变量刑基准。

同时，辩护律师应善于运用庭审发问和质证环节，通过对证人、鉴定人的交叉询问，揭露控方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落到实处，争取无罪或罪轻判决。

结语

借贷纠纷与诈骗犯罪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还款的结果，而在于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出借人以刑事控告施压、以侦查强制力倒逼债务人“和解”的现象，不仅模糊了民刑界限，更背离了刑法作为最后救济手段的谦抑本性。

面对“先刑后民”的办案惯性，辩护律师应当坚守“刑民并行”的程序立场，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精准发力，以生效民事判决、资金用途合理性、履约意愿等事实依据，论证案件实质属于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犯罪。唯有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建立在全面、客观的证据基础之上，才能有效防止刑罚权不当侵入经济领域，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