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倒了旧门阀，还要防着新特权？

聊到门阀世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有那么难吗？把占着位置的人赶下去，像黄巢一样按着‌生死簿‌杀一批，把土地分了，再换一批出身贫苦的人上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这个想法容易理解。

毕竟让人憋屈的，就是有些人什么也没干，出生那天已经拿到了别人奋斗半辈子都摸不到的东西。但这里有个麻烦：旧的一批倒下了，谁能保证新上来的人不会慢慢变成他们？

先把历史上的两件事分开。

唐宋之际，旧门阀的政治和社会网络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旧门阀的消亡，也不意味着往后的人就不再谋求把优势传给子孙。

要知道，换掉一批人，和防止某种事情重新发生，难度完全不同。

为啥会重新发生？咱们先别谈什么千年大族，想一个具体场景：一个人苦了二十年，终于做出了成绩，有了一点决定事情的权力。他会不会想，让孩子少走点弯路？

多半是会的。刚开始可能只是介绍一个熟人，让孩子有个实习机会。后来觉得孩子表现也不错，再帮着安排一个项目。等到评选的时候，材料还真挺齐全，经历有了，成绩也有了，看着比别人更合适。

问题在哪？别人的孩子可能连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候，优势已经绕了一圈。它先帮你拿到机会，再让机会变成履历，最后履历又证明你值得得到更多机会。外面的人只看见最后那份漂亮材料，看不见前面是怎么来的。更难处理的是，当事人未必觉得自己干了多大的坏事。他会觉得，孩子也努力了，自己不过帮了一点忙。

每个人都只帮一点，公共的机会就可能慢慢围着少数家庭转。

所以我觉得，讨论特权，光盯着那些明目张胆的坏人还不够。更该问的是：一套制度，能不能拦住那些听起来很有人情味、累积起来却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照顾？

从这个角度去看教员，有个问题值得认真琢磨：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反对特权的人，怎样避免自己也长出特权？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就专门提醒过胜利后的骄傲、以功臣自居和贪图享乐，警惕有人挡住了枪弹，却挡不住“糖衣炮弹”。

这个提醒的分量是很大的。过去吃过苦，不能保证以后永远体谅吃苦的人，亮伤疤、摆功劳。功劳是值得尊重，但不能变成不受监督的资格。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加强教育，让掌权的人自觉一点。

当然需要。不过，假如一件事不公开，谁得到好处也没人知道，出了问题又不用付出代价，那就等于把公共利益寄托在一个人的内心挣扎上。一次两次也许能忍住，十年二十年呢？

更何况，受到照顾的人，还可能真心觉得这套安排挺公平。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就像坐在屋里的人觉得门一直开着，却不知道外面的人进屋的条件很苛刻。

我们看看当时是怎么办的，先说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扫盲。按央视梳理的历史资料，到上世纪50年代末，已有近三千万人通过扫盲摆脱文盲状态。

设想一个不识字的人，收到通知要找别人念，记账要找别人帮忙，写封信也得求人。他未必不聪明，但很多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需要依附别人。识字，是把其中一部分主动权拿回来。孩子能进课堂，道理也一样。光说机会向所有人开放不够，还得让普通家庭有条件做准备。

所以，反对知识被少数家庭垄断，恰恰应该让更多人获得知识。把别人手里的梯子拆掉，并不等于自己就上去了。

再往下，还有谁能说话的问题。

假设讨论农忙时怎么安排工作，屋里坐着的人都没种过地，只看报表，也可能拿出一份格式漂亮的方案。

所以让一线的人参与，很重要。不过这里也得分清，出身只能说明一个人的部分经历，不能自动证明他的能力和品德。不能拿家世挡住普通人，也不能换一种出身标签，再把别人挡出去。

最后，还是得回到监督。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担心一个组织成功以后逐渐松懈。毛泽东给出的回答，是民主，是让人民监督政府。这至少说明，他很早就把成功之后怎样接受监督，当成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只有屋里的人互相评价，还远远不够。那些承担决策后果的人，也应该有机会知道事情怎么决定，有地方提出异议，并且不用因为说了不顺耳的话就担惊受怕。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绕过去：看到了特权问题，不等于为解决它采取的每一种办法都正确。

尤其不能把“十年”简单写成一场代价很大、方向却始终正确的反特权尝试。1981年的历史决议，已经明确否定了它的理论和实践，指出它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承认教员对脱离群众、权力腐化的警惕，也要承认他的严重错误。这两件事应该同时讲清楚。否则，嘴上说关心普通人，评价历史的时候，却把普通人具体承受的伤害轻轻带过去，那就说不通了。

这里恰好有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用来限制特权的力量，本身由谁来限制？如果监督者也不能被质疑，如果一个人只凭判断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那么即便喊的是反特权，也不能保证不会产生新的特权。

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有用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激动人心的东西：机会怎么分配，要说清楚；谁做的决定，要查得到；存在利益关系，要有约束；受到不公正对待，要有申诉和纠错的渠道。

这些事情看着琐碎，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规则既要约束台上的人，也要保护台下的人。

聊到这里，最初那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打倒旧门阀，不会自动生成一个永远公平的社会。真正困难的，是往后的日子里，不断防止公共机会变成私人安排，又让限制特权的办法本身受到约束。

这也是我觉得，今天讨论教员时值得留下的一层思考：看一个社会，不能只看上面站着多少厉害的人，还得看看普通人有没有读书、参与、表达和改变生活的机会。更进一步，就算一个人没能向上走，也应该能靠劳动过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社会不能只对少数成功者好，还得容得下那些尽了力、最后依然普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