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孤独的驻外大使，孤身一人带着一条狗在海外坚守了整整三年，条件艰苦到改善生活只能靠挖野菜度日

塔拉瓦环礁的形状，从空中看像一条弯过来的细线。最窄的地方，你站在岛中央往左看是海，往右看还是海。太平洋的水在两边泛着不同的蓝，一边深得发黑，一边浅得透亮。海风从日出吹到日落，把椰子树的叶子吹成同一个方向。这个地方远离任何一条主要的国际航线，孤零零地悬在赤道附近，像被世界忘掉的一小片陆地。

1990年，基里巴斯全国人口不到八万，散居在三十三个环礁上。首都塔拉瓦所在的环礁，集中了全国将近一半的人口。整个国家没有电视，没有日报，唯一一份广播节目每天播出几个小时，信号还时断时续。岛上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日本淘汰下来的二手卡车，在一条横贯全岛的珊瑚路上来回跑。这条路只有两个车道，路面上坑坑洼洼，下雨之后积水里能看见小螃蟹。

吴钟华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在外交部工作了二十多年，驻过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好几个国家。但塔拉瓦和那些地方都不一样。这里跟他过去待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可比性。没有市场，没有饭馆，没有可以买到新鲜蔬菜和肉类的固定商店。所谓首都，就是一条狭长的珊瑚沙洲，长二十七公里，宽的地方不过两三百米。

他到这里是为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建立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在那之前，中国和基里巴斯之间有外交关系，但一直没有常驻机构。大使由驻斐济大使兼任，几年也来不了一次。1989年5月，吴钟华到驻斐济使馆工作。之后一年里，他多次往返于斐济、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之间，处理这些岛国的相关事务。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都没有中国常驻使馆，日常联络只能靠跑。那种跑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想象：小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颠簸几个小时，有时候遇到气流，机身像一片叶子一样上下翻。

1990年2月24日，他又一次坐上了那架小飞机。这一次不是短差，是常驻。任务写在纸上，只有几个字：在基里巴斯建馆。飞机降落的时候，塔拉瓦的简易跑道在阳光下泛着灰白色，跑道两边长着杂草。没有塔台，没有候机楼，只有一个用棕榈叶搭的棚子。他拎着行李走下飞机，行李里最沉的是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五星红旗。

那天是星期六。他决定把开馆招待会定在2月28日星期三下午。除掉星期日休息，他能用的准备时间只有三个工作日。这三天里，他要装电话，装传真机，买汽车，挂馆牌，准备旗杆。最要紧的是那一百多张请帖。必须赶在星期一之前写好、打印完、全部送出去。

星期日不能对外办公。他就用这一天办最琐碎的事：买油盐米面，挂馆牌，打印请帖和信封。馆牌是从斐济带来的，锤子和钉子也是。他站在赤道的烈日下往墙上钉牌子，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晒出了一层皮。汗水淌下来，把衣服黏在身上。他顾不了这些，脑子里只有时间表。星期一装电话和传真机，星期二买汽车和保险柜，同时把请帖一张张送出去。没有帮手，没有秘书，连递扳手的人都找不到。

使馆租的房子空了很久，墙上光秃秃的。他挂了一幅中国挂历，摆了一些宣传品。招待会的食品交给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准备，自己又开了几个从斐济带来的罐头。2月28日下午六点，客人们陆续到了。总统塔巴依和夫人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副总统、议长和几乎整个内阁。小厅不到四十平米，很快挤满了人，院子里也站了不少。有些客人第一次来中国使馆，东看看西看看，还有人跑进了厨房。一个英国外交官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大概是在琢磨这地方怎么没有其他工作人员。

吴钟华站在门口迎客，又进去让酒，一会儿用英语跟总统说话，一会儿跟议长寒暄。他表面上轻松，实际上每一根神经都绷着。招待会原定八点结束，最后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已经过了深夜十一点。他关上门，才发现整件衬衫都湿透了。双腿僵得打不过弯，想躺到床上，腿一软，差点没爬上去。那天他从早上六点干到深夜十二点，一口热饭没吃。但他还睡不了，得把开馆的消息写成电文发出去。

从那天起，中国在基里巴斯有了自己的大使馆。这个使馆的全部人员，只有他一个人。

孤身驻外的滋味，不在“忙”这个字上。忙起来的时候，人反而没空想别的。真正的难处在那些闲下来的片刻，在那些需要第二个人搭把手却找不到人的时候，在那些想跟人说句话、打开门却只有海风灌进来的时候。他是馆长，也是会计、司机、厨师、翻译、接待员。所有职务集于一身。每天早上，他要把五星红旗升起来。没有像样的旗杆，就用临时找来的木杆代替。那面旗在椰子树和草房之间升起的时候，周围只有海浪的声音。

他给使馆和自己定了一套安全规矩。外出前锁好所有门窗，睡前再查一遍。手电筒放在床头，伸手就能够到。屋里备了一根木棍。起初租的房子靠近深海，浪大水深，无论天气多热他都不下海。后来搬到了浅海一侧，才偶尔下水。

搬到安全的地方之前，那栋靠近深海的房子还出过一件事。3月2日早上，他刚开门，警察局的人就来了通知：使馆附近发现一枚没爆炸的五百磅炸弹，当天要请专家排除，附近居民必须全部躲避。这里不是普通地方。贝宵岛在二战时被美军从日本人手里攻下来，仅仅一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承受了三千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岛上仍然不准烧垃圾，怕引爆地下的未爆弹。吴钟华拿着几块饼干出了门，一整天没回来。晚上回到使馆，厨房里冷锅冷灶，米袋还扎着口。

几天后，警察局长尤萨给他送来一条小狗。刚断奶的小狗，离开妈妈，白天黑夜地叫。只有吴钟华喂它的时候，它才停一会儿。那段时间，人和狗互相依赖。他喂它稀饭，给它洗澡，不外出时放它到院子里跑。他忙起来经常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小狗总是蹲在门口等。那种等待对孤独的人来说，分量很重。

后来有一天，狗不见了。他把房前屋后找了个遍，又去问了尤萨。尤萨带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尤萨开玩笑说，你太忙了，老不在家，你受得了孤独，小狗受不了。吴钟华没接这个玩笑。他确实孤独，才更需要那条狗。狗丢之后，他难过了好几天。

比孤独更实际的问题是吃。基里巴斯没有农业，蔬菜种不活，当地人靠海吃海，生鱼生虾就着椰肉就是一顿饭。吴钟华入乡随俗，最开始还能适应，天天吃生鱼，吃到后来闻到腥味就反胃。每隔两个月，澳大利亚的一艘商船会运来一批食品和日用品。那是他唯一能储存蔬菜和水果的机会。但冰箱太小，塞不了多少。绿叶菜放不了几天，只能先吃，吃完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他想了很多办法改善伙食。当地有一种树的嫩叶可以煮汤，他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想吃蔬菜了就掐几片叶子丢进鱼汤里。听说有个地方长了青苔，他带着小铲子和布袋去了，把青苔刮下来装好，回去洗净晾干，偶尔煮了吃。挖野菜、摘树叶、铲青苔，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个驻外大使在孤岛上“改善生活”的全部手段。

通信是另一重考验。基里巴斯跟国内的邮件往来，要走澳大利亚和斐济中转。一封信从北京发出，到他手上往往要一个月。1990年4月23日，他收到了到任后的第一封家书。他拆开得很快，信封撕得不整齐。信上说，父亲在3月30日去世了。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二十四天。

他把信合上，在屋里坐了很久。窗外是塔拉瓦的海，那海太开阔了，一望无际，像把人的悲伤也摊开了。他十九岁考上南开大学，离家去天津那天，父亲送了他很远。老人一辈子务农，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最后只丢下一句话：别忘了家。这句话吴钟华记了很多年。工作第一年，月工资四十六元，他每个月给家里寄一半。后来进外交部，走的地方越来越多，离家越来越远。他始终觉得自己没忘记那个家。但这一次，父亲走了，他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

当天下午三点，他照常去参加基里巴斯法院新办公楼的揭幕式。第二天上午按时会客，晚上按计划宴请朋友。那些外交活动结束之后，夜深了，他才走到海边，一个人站了很久。海风从太平洋深处吹过来，带着咸腥味。身后是那间草房使馆，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夜海。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也知道有些事永远没法补。站到后来，腿麻了，才慢慢往回走。

半年后，圣诞节那天，吴钟华去基里巴斯外交部常务秘书彼得·西蒙家做客。西蒙家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见吴钟华逗狗逗得开心，就说送他一条。他用塑料袋把小狗包好，抱回了使馆。到家第一件事是起名字。狗一身黄毛，他叫它“金娃”。这名字有讲究。金娃是“京瓦”的谐音，京是北京的京，瓦是塔拉瓦的瓦。一个中国外交官在万里之外的荒岛上，给一条狗取了一个把故土和驻地缝在一起的名字。

金娃来了之后，他的生活又有了声响。他用中文训练它，教它坐下，教它不抢食。每天早上他升旗，金娃蹲在门口等。门一开，就往他身上扑。升完旗，又跟着往回走。他步行出门办事，金娃就跟在后面，一人一狗沿着那条珊瑚路走，走过了椰林，走过了草房，走过了一群群赤脚的孩子。

使馆的房子搬过一次。七个月后，他换到了另一座岛上的草房。面积更小，但不再有未爆弹的威胁。住草房，喝雨水，这是当时基里巴斯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一个中国大使，过的日子跟当地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三年里，他从零开始，把使馆从一栋空草房，慢慢弄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院子。五十米长的珊瑚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路两边种着当地的野花。旗杆立了起来，院门修了起来，篱笆扎了起来。基里巴斯人路过这里，都知道这是中国大使馆，都知道里面住着一个中国人。

1990年6月25日，中基建交十周年。吴钟华一个人张罗了三项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庆祝招待会。图片展需要的八个展架，他自己设计，自己买木板，自己做。十米长的中英文横幅，自己一针一针缝。电影要放，图片要展，客人要请，讲话稿要写。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吃饭。经常到了晚上，才发现中午蒸的米饭原封不动。

一个周末，他一个人去海边散步。海边跟公路之间隔着一段沙地。他正走着，突然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撞了一下，整个人栽倒在地，失去了知觉。醒来的时候，身边围着一群当地人。一个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他，是一个酒鬼骑摩托车撞了他。工程部部长后来挤进人群，扶他起来，说他幸运。两个星期前，部长的亲戚也是在这里，被喝醉的人骑摩托撞死了。吴钟华摸了摸胳膊，还能动。他后怕，但后怕的不是身上疼，是使馆的保险柜里放着几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印章。他要是死了，这些东西谁处理？

他回到使馆，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了一个工作笔记本上。他想，万一自己真出了事，国内派人来收拾后事，总得有人能打开那个柜子。当地人不懂中文，写中文安全。那个笔记本他一直带着。

1992年8月，吴钟华接到调令回国。一个人在岛上坚持了将近三年，突然要走，心里涌上来的不是高兴，是舍不得。他舍不得什么？那个草房改成的使馆，那面在椰林里飘扬的旗，那条通向海边的小路，还有那条叫金娃的狗。离开那天，他回头看了一眼。金娃站在使馆门口，没有跟上来。它好像知道这次不同，不是去办事，不是去散步。车门关上，小飞机从简易跑道上滑跑升空。塔拉瓦在舷窗下面慢慢变成一条细线，最后连那条细线也消失了。

他走之后，使馆继续运转。1993年，中国开始向基里巴斯派遣常驻大使。2003年11月，基里巴斯与台湾当局“建交”，中国政府随即宣布中止与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使馆关闭。这一断，就是十六年。2019年9月，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0年5月15日，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正式复馆。那一天，五星红旗再次在塔拉瓦升起。参加仪式的有新任大使、外交官、中资企业员工和华侨华人代表三十多人。

人多了，使馆也不再是草房。那片海滩上，新修的馆舍立起来，旗杆是标准的不锈钢杆，升旗的时候有国歌声。不会再有人为了吃一片青菜去挖青苔，不会再有人为了缝一条横幅熬到深夜。三十年前那个孤身一人的使馆，已经留在了太平洋的风里。

吴钟华早已退休。他很少对外人详细讲那段日子。偶尔有年轻的外交官问他，一个人在岛上怎么熬。他说得简单：有国旗，有工作，有一条狗。这八个字听起来轻，可把那三年揉碎了看，每一天都不轻。

塔拉瓦环礁上，那条珊瑚路还在。路边长出了新的椰子树。海风从太平洋深处吹过来，穿过椰林，吹过草房，吹向那片曾经飘过五星红旗的天空。有些事过去了，但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成了某个人的记忆，变成了中国外交史里一段很轻很轻、又很重很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