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把亚投行当提款机用了十年，数亿贷款项目烂尾；上合银行刚谈判，同样套路又想搬进来，这次没人再惯着了

十年来，印度一直把亚投行当作随意提款的工具，数十亿贷款所投项目如今几乎全部烂尾；上合组织银行刚开始谈判，印度又想凑上来，但这一次各方不再迁就

多边开发银行这套体系，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算起，已经运转了八十多年。

它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成员国按经济规模认缴股本，按股本比例分配投票权，再按一套技术标准审批贷款。

理论上，出资多的国家话语权大，但借款机会向发展中成员倾斜，这是一种刻意的平衡设计。

世界银行如此，亚洲开发银行如此，非洲开发银行也如此。

这个体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久，靠的是一套微妙的默契：你可以借钱，可以借很多钱，但至少得让项目有个交代。

项目可以延期，可以超支，但最终得有个东西立在那儿。

要是连这个底线都守不住，整个机构的信用就会出问题。

而信用，是多边银行唯一真正值钱的资产。

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创建一家多边开发银行，筹备期间就吸引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

当时国际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这家新银行会不会挑战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二是治理标准能不能达到所谓国际水准。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钱借出去之后，项目到底能不能建成。

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至少对最大的借款方印度来说，答案相当难看。

印度在亚投行的借款总额累计超过40亿美元，涵盖交通、能源、供水、城市基建等多个领域。

这些项目如今的状态，用一句话说就是：多数没有形成可用资产。

有的在开工前就被撤回，有的盖了一半停了，有的换了政府就不认了，有的环评卡了好几年还没动工。

还有一批项目的状态是“不可核实”，亚投行官网上标注为正在执行，但实地几乎看不到动静。

这不是某一个部门的失职，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失误，而是一种制度化、可预测的失败模式。

印度不是不会搞基建，印度是在用别人的钱为这种失败买单，并且已经这么干了整整十年。

这套模式的雏形，其实早在亚投行成立之前就存在了。

印度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累计借款规模超过千亿美元。

世界银行在印度的项目组合常年保持在百个以上，是全球最大的国别贷款业务。

亚开行在印度的业务也差不多，累计贷款超过500亿美元。

但在这两家机构里，项目执行情况是受到严格监督的。

世行有独立评估局，亚开行有项目完成报告制度，每一笔贷款结束之后都要出具详尽的后评估文件。

项目延误、成本超支、收益未达标都会被记录在案。

印度在这两家机构的项目，其实也有大量问题，但至少有记录、有评估、有后续改进机制。

在亚投行，这套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全成型。

于是印度就找到了一个监管真空，把借款风险转嫁给了一家年轻的多边机构。

这种风险转嫁的第一层，是工程烂尾。

阿马拉瓦蒂新城项目是最典型的案例。

安得拉邦在2014年决定建设一座新的首府城市，选址在克里希纳河畔的一片农业用地上，规划面积217平方公里，目标人口350万。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大量农民拒绝出售土地，环评报告多次被打回，国际专家对项目的水资源可持续性提出严重质疑。

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都批了贷款，前者2亿美元，后者3亿美元。

2019年，安得拉邦政府换届，新政府以“政策方向调整”为由终止了这个项目。

世界银行立刻退出，亚投行的贷款随即冻结。

到2023年，这片土地上唯一建成的东西，是一条六车道的水泥路，两边是荒草。

五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换来一条路。

比单一项目烂尾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亚投行的项目组合整体状况。

安得拉邦供水项目，批准时计划覆盖50个城镇。

2019年实际启动17个，后来这17个里又有至少7个因为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而停工。

特伦甘纳邦电力项目，原计划建设一套高压输电网络。

实际执行周期比原计划延长了两倍，成本超支约28%，最终只覆盖了原定区域的三分之一。

还有中央邦的一个农村道路项目，贷款1.2亿美元，计划修建或升级1500公里农村公路，项目周期三年。

到2024年底，实际完工里程不到400公里。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征：贷款提取进度严重滞后，但延期申请却异常顺利。

亚投行对项目延期的审批，在印度项目上几乎从不说不。

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印度的行为模式：反正可以延期，着什么急。

贷款提取进度滞后，听起来像是个技术细节，实际上非常关键。

多边银行放款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根据工程进度分阶段拨付。

项目不动工，钱就提不出来。

印度在亚投行的贷款提取率，长期徘徊在30%到40%之间。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承诺贷款其实一直躺在账上，没有进入实际经济循环。

从银行的资金利用效率看，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

从借款方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廉价的金融期权。

只需要支付很低的前端承诺费，就把几十亿美元的信用额度锁定在自己手里。

想提就提，不想提就放着，项目烂尾也不影响下次再借。

亚投行对印度项目的容忍度，实际上给了印度一个免费的额度池。

这种模式的形成，与亚投行早期的战略选择有关。

银行成立初期，需要快速做大规模，需要在全球评级机构面前展示项目数量和贷款余额。

印度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基建需求巨大，借款意愿强烈，是完美的合作对象。

亚投行把印度项目当成展示窗口，印度把亚投行当成资金池。

这个交易在初期是双赢的，银行有了业务量，印度有了廉价资金。

但随着时间推移，不对称性越来越严重。

亚投行在印度的项目管理团队，被当地官僚机构的低效和消极态度反复折腾。

工程许可流程可以拖上两三年，环评文件可以修改十几遍，征地工作可以因为一两个村民的反对就停摆好几个月。

这不是什么技术难题，这是行政体系的日常运转方式。

在国际贷款的项目周期里，印度的行政效率先天就是最大的不可控变量。

而印度方面对此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方式，就是不断提出新的贷款申请。

就在老项目烂尾的同时，印度在亚投行的新申请清单越来越长，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广。

2021年到2024年间，印度又获批了至少八个新项目，总金额超过15亿美元。

老项目不去收尾，新项目申请照提不误。

银行方面也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拒绝印度的申请，贷款业务量会大幅萎缩。

如果批准，又明知项目结局大概率是烂尾。

这个死结，亚投行一直没能解开。

问题的本质在于，印度对多边金融机构的理解，和大多数成员国不一样。

多数国家把这种机构当作融资渠道，按时还款、推进项目、维护信用，以便未来获得更多融资。

印度把这套体系看成一个错位利益平衡的场域。

注资比例是一个数字，贷款额度是另一个数字，两者之间不需要有实质关联。

这种认知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国内政治土壤。

印度国内有一种长期存在的精英共识，认为国际多边机构在历史上长期由西方主导。

印度作为发展中世界的“天然领袖”，理应获得不成比例的资源倾斜。

这种话术在国内有政治市场，但在多边机构里，其他出资国看得很清楚。

印度在亚投行的行为，实际效果就是用自己的低注资额撬动高比例的贷款资源。

同时不承担项目失败的信用成本，让其他成员国分担风险，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亚投行在印度项目上的损失，具体数字很难精确估算。

世界银行在2019年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中，对类似项目的失败率有过估计。

认为在印度联邦制环境下，涉及多层级政府协调的基建项目，失败概率在40%到60%之间。

如果按这个比例推算，印度在亚投行超过40亿美元的贷款中，至少15亿美元投向了大概率无法形成可用资产的项目。

这些贷款本身仍由印度政府担保，违约可能性很小。

但还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基础设施没有建成，经济产出没有增加，这笔账最终算的是机会成本。

对亚投行来说，这还不仅仅是账目问题。

一个项目组合中烂尾项目太多，国际评级机构会开始质疑银行的资产质量管理能力。

2023年，穆迪在评估亚投行时，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借款集中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

印度这个最大的借款方，本身就是银行评级面临的最大压力源。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情况，要从另一个起点说起。

2022年之后，俄罗斯面对西方金融制裁的全面压力，推动建立一套独立于美元体系的支付和融资机制变得异常紧迫。

上合组织在2025年正式启动了开发银行的筹建谈判。

最初参与方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伊朗。

这个银行的目标很具体，主要是为区域内跨境基础设施、能源互联互通和贸易物流提供融资。

俄罗斯需要它来替代部分被封锁的融资渠道。

中亚国家需要它来推动铁路、公路和电网建设。

中国需要通过它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设施联通。

各方各有所需，方向一致，因此基本框架的谈判推进得相当快。

2026年比什凯克峰会上，创始章程草案已经成型，开始进入最敏感的制度设计阶段。

就在这个节点，印度正式表达了参与创始谈判的意愿。

这并不让人意外，上合组织成员参与本组织新机构的创建，合情合理。

但各方都清楚印度带来的问题。

印度参与上合组织多年，在多边场合的谈判风格一贯是：不承诺、不拒绝、不推进。

它会让每个议题都悬空，然后从中提取对自己有利的微小让步。

这种策略在缺乏时间压力的场合能奏效。

但在开发银行的创建谈判中，实质制度设计一旦被拖入无休无止的细节拉锯，整个进程就可能陷入停滞。

各方这次的警惕程度，和十年前面对印度参与亚投行时完全不同。

卢比结算问题是印度这次谈判条件中最核心的一条。

印度希望将卢比纳入上合开发银行的结算货币篮子，理由是降低对美元依赖。

这个诉求在表面上与其他成员国推动本币结算的方向一致。

但实质上有个重大区别。

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之所以能大规模实现，是因为两国贸易结构高度互补。

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工业品，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卢布和人民币都有真实的交易需求。

而卢比的特点是，印度在区内贸易中持续保持逆差，印度买多卖少。

其他国家无法通过向印度出口来积累卢比，卢比在区内的实际流动性极度匮乏。

俄罗斯在2022年的卢比结算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俄方手里积累的卢比既不能在国际市场兑换，在印度国内也没有足够的适用场景。

卢比国际化是个可以讨论的长期议题。

但把它塞进创始章程，等于让所有成员国承担印度货币输出的风险，没有一方会同意。

印度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项目招标优先权。

这个条款如果写入章程，意味着所有上合银行融资的基建项目，都将给予印度企业优先竞标资格。

这不是单纯的商业保护条款，而是试图在制度层面确立印度从贷款中获取二次红利的通道。

印度企业在中东、非洲的基建项目上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

但同时他们在工程质量、工期管理和履约记录方面存在大量负面案例。

如果一家银行贷款的资金大部分流向印度项目，而这些项目又主要被印度企业承包，那么最大的受益方其实是印度的政商网络。

其他国家借出去的钱，经过一个循环，最终还是养肥了同一拨人。

这也是印度过去十年在多边机构中的一贯策略。

从规则设计里嵌入自我优待条款，然后把贷款直接转成国内订单。

第三个条件是要求在上合银行的创始治理架构中，保留对巴基斯坦相关项目的否决权。

这一条就更加直白。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多个多边场合长期角力，印度一直在做的是试图限制巴基斯坦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

在亚开行和世界银行，印度虽然不能直接否决巴基斯坦项目。

但通过谈判阻挠和评级下调等手段施加压力。

上合银行如果接受这一条，等于给这个新机构从出生起就套上了政治枷锁。

巴基斯坦将被实质性排除在融资范围之外。

上合组织当年吸纳印巴两国加入，目的是平衡区域关系。

结果这个平衡在金融领域被印度当作谈判筹码，这种操作已经触及底线。

这次各方的态度，相比十年前亚投行筹建时期有了根本转变。

当时的中国作为主要出资方，对印度参与持开放态度，希望印度的大国体量能为新机构增加代表性。

但十年之后，亚投行的印度项目记录已经成了反面教材。

中国在中亚的铁路、公路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建合作规模持续扩大。

对中亚国家来说，上合银行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其已经启动的基础设施工程提供规模化融资。

它们需要的是高效、可靠的资金通道，不是再开一个制度博弈的战场。

对俄罗斯来说，在金融制裁压力下，每一笔可用资金都要投向最紧迫的项目。

这些国家没有耐心陪印度玩反复拉锯的游戏。

需要强调的是，印度在这些谈判中并非没有优势。

它是区域内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印度企业也确实具备一定的基建工程承包能力，尤其是中小型交通工程。

但这些优势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印度必须愿意接受和出资比例相匹配的权利义务安排。

如果它不打算提高注资比例，不愿接受统一的贷款分配规则，又不能承诺改进项目执行效率。

那其他成员国为什么要给一个不守规则的人留位置。

答案很清楚，过去十年的纪录已经透支了信任。

亚投行这十年给上合银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经验，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制度层面的。

一家多边银行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在创始阶段就建立严格的项目筛选和问责机制。

如果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明确的退出标准和惩罚条款，那后面再努力修补都无济于事。

印度在亚投行项目上的烂尾不是个案问题，是制度设计让烂尾者受益了。

上合银行要避免重蹈覆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规则定死，然后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

印度加入可以，但之前那套打法不管用了。

十年前没人看透，现在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