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镇子委实偏远，车在山道上颠了近一个时辰，才见初下镇那灰扑扑的政府小楼。赵元是第三次来，却是头回以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夏末的蝉鸣聒噪着，衬得这小院愈发沉寂，连那株老槐树的叶子都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
记忆里第一次来，他还只是个跑腿的科员，陪着人事局主任考察新考上的仨年轻人。那时的丁涂，坐在如今这把破旧的藤椅里，嗓门敞亮得能掀翻屋顶：“赵科长啊，你们组织上的人不能老挖我的墙脚！培养个人容易？这不是釜底抽薪嘛！”
赵元记得自己还笑劝，说镇里考走人多，证明培养得好，是好事。丁涂那时摆着手，叹着“山多地薄”，眼里是真切的愁，仿佛那墙脚被抽去几块大青砖，整个屋子都在晃。
第二次来，赵元已升了组织部干部科长。丁涂的头发白了些，笑声却更爽朗，半真半假地抱怨：“又来挖墙脚？怎么不在镇里给安排位置？”那次赵元笑着回敬，说本想连他这块“老砖”也挖走，愣是没撬动。
丁涂晃着茶杯，说习惯了这山沟沟，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赵元当时心里是赞的，觉得这老乡镇觉悟不低，是块能压得住阵脚的基石。可如今回想，那话里“根基深”三个字，竟像句谶语，只是没料到，深的是另一种“根基”。
留置室设在镇招待所改造的临时办案点，条件简陋，墙上还留着去年防汛的标语。丁涂被带来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佝偻着背，仿佛一夜之间被抽去了筋骨。没有镇长的架子，没有过去的油滑，只剩下个颤抖的影子。
“李书记……”他开口，声音嘶哑，带着哭腔，“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对不起一家老小啊！”他认得赵元，习惯性地叫着旧职，眼泪就真的滚了下来，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淌出两道湿痕。
赵元没接话，翻开面前的卷宗。心里翻涌的，却是这许多年对初下镇的印象。贫穷、偏远，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可偏偏是这样一个角落，竟能藏下三百多万的赃款。那些靠救济发工资的日子，那些年轻人拼命考走的背影，难道都是这出戏的幕布？
“丁涂，”赵元的声音不高，却冷得像淬过冰，“你演得真好。扎根基层，甘于清贫，连市里的橄榄枝都一推再推。我们都以为你是座推不倒的山，没想到是座被自己蛀空的山。”
丁涂的啜泣声猛地一滞，肩膀却抖得更厉害了。他抬起头，那双曾经精光四射的眼睛此刻浑浊不堪，嘴唇翕动着，却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字。
窗外传来拖拉机的轰鸣，混杂着赶集人的吆喝，鲜活而嘈杂。这镇子依旧穷，依旧偏，可它还在往前走。只有丁涂，把自己留在了原地，或者说，是自己挖了个深坑，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赵元合上卷宗，那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无数次抱怨“墙脚被挖”的男人，忽然觉得讽刺至极。原来，最坚固的墙，往往从里面开始松动；而能彻底毁掉它的，从来都是筑墙人自己的手。这道理，丁涂现在大约懂了，只是晚了些。槐树影斜斜地探进窗来，在丁涂惨白的脸上晃了晃，又悄无声息地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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