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5月，北京，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徐向前住处，准备一同前往解放军总医院看望老战友詹才芳。行程已经约定，徐向前却没有立即起身，而是沉默片刻，摇了摇头。
他说：“不去了，那件事还没有办好，我不知道怎么和老战友开口。”
李先念听得一愣。能让一位久经战阵的元帅如此为难，显然不是普通的探望安排。徐向前惦记的，是詹才芳能否留在北京治疗休养的问题。
当时的詹才芳已退居二线，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由于工作和组织关系等原因，他还要在北京、广州之间奔波。徐向前得知后很不放心，曾劝他留在北京，不要再经受长途往返的劳顿。
“你身体不好，还是留在北京休养吧。”
詹才芳知道这件事需要组织批准，担心给别人添麻烦，没有马上答应。徐向前却认为，老同志为革命负过伤、出过力，病重后申请在北京治疗，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问题在于，合理并不等于可以立即办成。相关手续需要经过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徐向前虽然已经打过招呼，还特别说明了詹才芳的病情，但几个月过去，仍没有明确结果。对徐向前来说，等待本身并不可怕，让他难受的是无法给老战友一个交代。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交情并非始于功成名就之后，而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逐渐建立起来的。
1929年，湖北黄安一带局势紧张。徐向前到基层了解情况，与詹才芳第一次见面。那时的徐向前刚到鄂豫边工作不久，詹才芳则已经参与过地方武装斗争，对当地的地形、民情和敌情较为熟悉。
两人谈的不是客套话，而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保存力量、发展队伍。徐向前没有照搬外地经验，而是反复强调，作战必须结合当地情况，既要敢打，也要懂得转移和积蓄力量。
詹才芳后来回忆，徐向前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不只是会打仗，更在于能够把复杂的形势说得明白，把一场战斗放到根据地建设的大局中去衡量。
詹才芳有一个外号，叫“飞毛腿”。他行动快、脚力好，执行任务时往往比别人更早抵达。徐向前没有把这个特点当成简单的趣闻，而是把它转化为战术要求：敌人强时迅速转移，敌人疲惫时果断追击，不能凭一时勇气与优势敌人硬拼。
有一次，徐向前还打趣地观察他的脚腕，说难怪能够走得快。营房里顿时笑成一片。玩笑过后，詹才芳却认真起来。他明白，徐向前是在提醒自己，指挥员的个人特长，只有放到战场规律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在徐向前身边工作多年，詹才芳逐渐成长为一名能打仗、会做政治工作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两人之间，早已不只是上下级关系，也有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情分。
所以，1982年那次未能按时办妥的疗养手续，才会让徐向前如此挂念。他甚至有些着急地说，自己已经向总政治部说明情况，必要时还要再次联系有关负责人。李先念则劝他，军队干部的安置和医疗安排有严格程序，中央批准需要时间，不能只凭个人意愿加快。
这番话并没有让徐向前完全释然。对于制度流程，他当然清楚；可面对病中的老部下，他更清楚每一次往返都可能增加身体负担。元帅的急，不是为了办一件私事，而是担心一个跟随自己多年、如今病重的老战友耽误治疗。
后来，军委批准詹才芳回北京治疗休养，徐向前这才放下心来。此后，他多次到医院探望，询问病情和生活起居。詹才芳的子女来北京时，徐向前也抽时间接见，叮嘱他们好好学习、认真工作。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正在医院康复的詹才芳听到消息后，长久凝视着身边的人，眼泪慢慢流下来，只反复念着：“徐帅，徐帅……”
这位曾经在战场上以迅捷著称的将领，晚年长期卧病，已经很少表现出强烈情绪。那一天，他却久久不能平静。对于詹才芳而言，徐向前既是带兵打仗的统帅，也是教他识战局、懂进退、担责任的老首长。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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