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中国抗战可能撑不过1939年——"中国船王"卢作孚的传奇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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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938年10月，宜昌江边。武汉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军的兵锋距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只有三百多公里。码头上挤满了人——教授、伤兵、逃难的百姓，还有从华北、华东一路拆运过来的机器，堆得像小山。

所有人都在等船，可长江水位一天天往下掉，再过四十天，三峡的滩险就会让大船进不去。这时候，一架飞机降落在宜昌机场，走下来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

他叫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老板。接下来四十天里发生的事，后来被人拿去和敦刻尔克相提并论。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四十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十天，几百条木船

宜昌当时能用的船，只有二十来条轮船：民生公司自己的二十二艘，加上两艘外国船。可堆在江边等着运走的，是差不多整个中国的工业家底，航空、兵工、纺织的机器，一箱一箱码在防波堤上，旁边挤着几万名等着入川的师生、伤兵、公务员。

时间是最要命的敌人。长江上游的水位一年一个窗口期，再过一个多月，三峡的滩险一露头，大船连三斗坪往上都闯不过去。卢作孚心里清楚，这四十天，是唯一的窗口。

他没有等，把船分成三段跑：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再到重庆。笨重的整机设备直接派专船运重庆，其余的物资分段倒运，一站接一站往上游递。三峡水急滩险，夜里不能航行，他就把白天用来跑船，晚上用来装卸。码头上临时添了几个转运站，三千多名搬运工人连夜赶到，江边的纤夫也被喊来帮工，几百条木船一起下水，跟着轮船的节奏昼夜不停地转运。

优先级也是他定的，公家的工厂设备、公务人员先走，普通旅客往后排。这个顺序在当时招来不少骂声，码头上天天有人堵着他要船票，可卢作孚很清楚，机器运不出去，往后几年拿什么打仗。

四十天里，三万多名难民、九万多吨物资，被这支临时拼凑出来的船队送过了三峡。这场撤退前前后后，民生公司往四川运进的人和物资，滚到了一百五十多万人、一百多万吨货物。反过来，从1937年到1940年宜昌沦陷前这段时间里，也是这条水路，把大约一百一十万川军和壮丁，从四川送出去上了抗日战场；宜昌一失守，长江出川的通道就断了，后面还有大约一百九十万川籍官兵，只能改走川陕、川湘这些陆路出川。代价也不轻：整个抗战八年，民生公司有十六条轮船被炸沉，一百一十六名员工死在了这份差事上，六十一人落了残疾。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后来把这件事和敦刻尔克相提并论。当年跟着采访的记者徐盈干脆写进书里：这场撤退的紧张程度，一点不比英国人在敦刻尔克撤退轻松，甚至更苦。

十年前的那条七十吨小船

那年卢作孚四十五岁，可这不是他头一回跟时间较劲。

往前推十几年，1925年，他还是个刚从教育界转行的生意人，在合川老家凑钱办起了民生实业公司。公司挂牌的时候，手里还没有一条自己的船，隔了一年，头一条七十吨的小客轮“民生”轮才下水，跑合川到重庆的嘉陵江航线。嘉陵江水浅滩多，太古、怡和这些洋行的大船吃水深，根本开不进来，江面上也就四家华商小轮船公司，跟民生轮抢的是这几家的生意。等到1927年民生添了更大吨位的船，进了长江干流的川江航线，这才真正撞上太古、怡和这些洋行的大船，跟整个川江上二十几家中外轮船公司正面较上了劲。

但卢作孚做生意有自己的规矩：船上不许克扣旅客，账目公开，出了事故公司赔到底。别的船东觉得他傻，可这套规矩攒下的，是长江上少见的信誉。往后十年，他吞并同行走的也不是打价格战这条老路：先拿公道价钱收购华商的船，再借着跟四川地方军人的交情，把几支军阀武装名下的轮船也并了过来，还收购了美商捷江、意商光华这两家规模不大的外国轮船公司。

至于川江上顶大的那几家外轮——太古、怡和亏本经营了多年，1935年自己主动撤出川江去了长江中下游，日商日清公司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自己撤走，民生靠的是服务和地方支持在竞争里站稳了脚跟。到1935年，川江上跑着的中外轮船一共八十多艘，民生一家名下的就有三十八艘，快占了半壁江山。等到抗战爆发，长江上游的航运权，头一回攥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

码头工人认这块牌子，纤夫认这块牌子，连沿江的船帮，也卖卢作孚的面子。宜昌大撤退能在四十天里把几千个陌生人拧成一股绳，靠的不是临时抓来的壮丁听话，是这块牌子十几年攒下的信用兜着底。换一家实力不逊色的轮船公司来干这件事，未必调得动这么多人。

运走的不只是人

那些被抢运过三峡的机器，后来的下落，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分量。

从武汉、上海、南京拆运出来的兵工厂、纺织厂设备，进了四川以后重新开工，变成了大后方的兵工体系——抗战后期，中国军队手里相当一部分枪炮弹药，都出自这些从沦陷区搬迁过来的工厂。跟着船队入川的，还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这些学校的师生，六万多人，他们后来在四川、云南的临时校舍里，把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硬是保了下来。

没有这四十天，这些机器大概率要么被日军缴获，要么就地炸毁。工厂没了，抗战打到1939年、1940年，拿什么造子弹？这也是“没有他，中国抗战可能撑不过1939年”这句话不是虚言的地方——它算的不是卢作孚一个人的功劳，是一整条工业链条能不能续命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民生公司手里有八十四艘轮船，航线还只在长江流域打转。往后几年，船队才逐渐往外拓展：1946年开通了到台湾的沿海航线，1948年又试航东南亚、日本的近海航线，到1949年前后，大小轮船已经攒到一百四十多艘，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民营航运企业。

卢作孚自己没停下来，二十多年里，他还在重庆北碚经营着另一件事：1927年起兼任峡防局局长，把一个土匪出没的小镇，一点点建成有公园、有中学、有图书馆的现代市镇。1944年，美国一家杂志把北碚评为当时中国城市规划最出色的样本。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去看过，只说了一句：很有成绩。

老达子说

1952年2月8日，重庆民国路20号。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到这一年年初，民生公司经营困难，几天前刚有一条船在丰都触礁沉没。这天上午，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人当众揭发，说他“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当天晚上，他在家里吞下了安眠药。他留下的遗嘱只有四条：公司的家具还给公司，自己名下的股票交给国家，孩子们以后自己谋生活，一枚证章寄还给西南军政委员会。没有一句话是留给自己的。

三年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提起旧中国的实业家，说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卢作孚已经死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