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李赤然在军队领导岗位办理离休手续后,搬进了组织安排的住所。按照当时与职务、待遇相对应的住房标准,他应分得约270平方米,实际拿到的却只有180平方米,整整少了90平方米。
家人和身边同志觉得,这件事不能含糊,便劝他向有关部门反映。李赤然听后只是摆摆手,说:“家里人不多,180平方米够住了。”这句话听着平常,却和他一生的处世方式紧紧相连:职务不争,待遇不争,唯独对原则和工作,从不轻易退让。
李赤然是陕西子长人。年少求学时,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十五岁左右便投身革命。那时正值白色恐怖严重时期,加入共产党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甚至牺牲。可他没有因为年纪小而退缩,反而很快在斗争中显示出坚定和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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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时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的李赤然奉命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不慎被敌人盯上。敌人没有抓到确凿证据,却仍将他投入监狱,企图从这个少年身上撬出地下组织的秘密。
审讯并不轻松。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李赤然始终咬紧口风,只重复一句:“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抓错人了。”敌人见他伤重仍不松口,反倒产生疑虑,后来又将他转押到陕西省第三监狱。经过党组织营救,他最终获释。
1934年9月,李赤然正式参加陕北红军。从基层政治工作做起,他在反“围剿”以及东征、西征等斗争中逐渐成长,先后担任连指导员、团政委等职务,后来成为红军中的军级干部。战场上的功劳,靠的不是口号,而是一次次把部队带出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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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后,部队整编为八路军,李赤然的职务也随之调整,担任警备团政委。有人替他感到惋惜,他却认为,革命队伍里的岗位没有高低之分,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组织交代的事情办好。
1941年,李赤然率领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前往晋察冀边区执行征兵任务。日伪军频繁“扫荡”,部队既要完成任务,又要避免暴露行踪,行军和联络都十分困难。返程时,他又接到护送一笔重要经费回延安的任务。
这批经费是边区军民在困难条件下筹集的,日伪方面也在设法追查。李赤然没有选择常规路线,而是带队翻越五台山,穿过多道封锁线。山路险峻,天气恶劣,队伍还要提防敌特搜捕。经过周密安排,这批经费最终安全送抵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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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完成如此艰险的任务后,李赤然并没有把功劳挂在嘴边。萧劲光曾以一匹骏马相赠表示嘉奖,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次行动:遇到难题,先想办法;完成任务,不谈个人得失。
解放战争时期,他转赴西北战场,参与宜川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和宝鸡攻坚战等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李赤然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他的红军资历和战功,有人认为军衔偏低,建议他提出意见。
李赤然对此看得很淡,只说:“少将也好,中将也罢,都是组织给予的荣誉。”在他看来,军衔是对过去工作的评价,却不是继续工作的理由。这样的态度,并非没有原则,而是没有把个人名位放在集体事业之前。
1969年12月初,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的李赤然被免去职务。此后,有人曾暗示他,只要少替一些老同志作证,或许还能保住工作。李赤然没有顺势沉默。他腿疾复发住院,实际上仍在尽力为受到不公对待的老红军提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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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他本人也受到冲击,生活和工作都陷入低谷。可即便如此,他仍为一些老战友写材料、作说明。1979年,随着历史问题得到处理,李赤然恢复了工作。三年后,他办理离休,住房少了90平方米,却没有追问,更没有把这件事当成晚年生活的中心。
离休并没有让他完全停下来。书法界邀请他担任名誉职务,群众工作也请他参与,他都欣然接受。后来组织注意到住房面积的问题,曾为其补充了一部分,但仍未达到原定标准。李赤然没有继续计较,而是把精力放在能够帮助群众、服务集体的事情上。
2006年12月24日,李赤然将军逝世,终年92岁。留下来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履历,还有那套少了90平方米的住房,以及一个老军人对“待遇”和“责任”截然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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